解读马航MH370失联案中的法律部问题 法制网
常江 杨奇光
2014年3月8日凌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航MH370航班突然从雷达中消失。失联航班原定于早晨6点左右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班上载有239人，包括154名中国乘客。“飞机消失了！”这个令人既惧且惑的消息瞬间传遍全球。客机失联后，历时一个多月的搜救上演了南辕北辙的一幕，搜救过程坎坷曲折。截至本文完成时，MH370身在何方依旧未知。
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的媒体报道与信息传播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一条在国内广泛转发的微博这样写道：“马航事件新闻战——几乎所有的干货都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路透、BBC等英美媒体挖出来的。CNN司法口老记找到国际刑警坐实假护照；WSJ（《华尔街日报》）挖掘引擎线索，后披露折返；NYT（《纽约时报》）认定西拐，很可能从美政府线人处拿到雷达数据；ABC第一时间披露众包搜索；BBC等最后找到卫星公司，让我们知道了8：11。它们的报道真正对马来西亚形成了压力，体现了媒体的力量所在。反观中国媒体，除了搬运外媒，就只会一遍遍喊着‘马航，我们等你回家，为你祈祷作苍白廉价的煽情。”有网友甚至这样讽刺，“中国媒体有三宝：转发、蜡烛和祈祷”。
本期热点访谈邀请学界和业界的四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的新闻传播现象，他们是：
马少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王维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白红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爱军 《新京报》副总编辑。
常江：在马航失联事件中，当美国媒体如CNN、CBS不断挖掘线索和真相时，中国媒体却多在引述外媒消息，缺少一手信息。有人指出，中国媒体缺乏强大的数据情报网是中国媒体“落败”的客观原因。您如何评价中国媒体在“马航事件”新闻战中的表现？
【背景资料】
《新华社“马航370航班事件”报道纪实》一文中写道，在有关方面遮遮掩掩之时，《华尔街日报》率先在3月12日援引匿名美国调查人员的话说，基于飞机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特伦特引擎自动下载并发送给地面的数据，客机在失联后还飞行了大约4小时，这一消息拉开了媒体倒逼真相的序幕。次日，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客机从雷达上消失后，不止一颗通讯卫星收到来自客机的微弱电子脉冲信号，说明飞机在失联后还有通信能力。14日，又是路透社援引不具名消息源报道，失联飞机疑似蓄意偏离航道，飞往安达曼群岛。
新华社在“报道纪实”中承认，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在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竞争中有着不小的差距，国际传播格局并未根本改变，依然是“西媒独大”。这篇报道纪实还指出了新华社记者对马航失联事件报道中的诸多无奈。客机失联的第二天，常驻香港的新华社亚太总分社视频记者幸培瑜和摄影记者吕小炜登上了越南富国岛。之所以来到富国岛，是因为这里是离马方权威消息宣称的客机失联地点最近的陆地，是因为这里是越南援救行动指挥所的所在地。作为第一批登上富国岛的记者之一，幸培瑜说，他赶在上千其他记者之前到了富国岛，最后却发现自己在离事实最远的地方忙了快十天，挺不甘心的。
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在其《中国媒体在马航客机新闻战中为何失败》的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媒体失败的原因。原因一：中国媒体没有强大的数据情报网。英美新闻媒体的爆料大多来自军方、卫星公司、情报机构。不过，中国媒体显然不能如此无孔不入。徐静波说，中国政治下形成的中国媒体一直是在被动中成长并已经习惯这种模式，“他们已经丧失了主动出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听传达变成了职业，而‘挖消息变成了大忌。这就注定中国央媒是养尊处优的公主，而不是四处寻生的小贩。”
另一篇题为《中国媒体为何落败马航报道》的文章也在网络上被多次转载，作者对中国媒体的落败做了如下分析：在客观原因上，由于雷达信息消失于南海，信号也在越南上空消失，因此可供挖掘的数据大多不在中国本土。在报道组建力度上，美国媒体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应对这次报道，仅CNN一家电视台，就组织了至少18人的报道队伍，这还没算上电视台需要的技术人员，这些记者从马来西亚、北京、越南等地发回现场报道。在媒体报道习惯上，国内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往往面临着报社工作量的要求以及稿件绩效工资的双重压力，因而愿意做调查报道的记者人数越来越少。而在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些调查性报道往往可以延续一年，而《财富》杂志当年揭露安然丑闻，调查也进行了至少半年。
马少华：我却觉得我掌握的信息还不足以整体评价中国媒体在“马航事件”新闻战中的表现。事件有特殊性；我们有体制、机制和资源上的不足。但具体的评价，我觉得还是审慎一些，略迟一些为好。
一位刚进入新闻界的年轻朋友问我：“马老师，对于说中国媒体在马航事件中全盘输给外媒的论点，您是怎么看的？”我理解他这个问题背后复杂的心理纠结——可能是一种不甘心，也可能是一种对职业信心的寻找和确认。作为一个离开新闻媒体十多年的人，我对此没有很成熟的看法。那些远赴马国在新闻发布会上焦急等待、怨声不断的中国记者们可能体会更深。而我的看法只是：如果新闻在平时更多地定位于宣传，那在极端情境下，你对它提供关键性新闻事实寄予太高期望可能就不够合理。不管新闻记者自己是否有更高的追求，关键在于资源，而不在于志向。
而一个行业本身要具有世界范围的实力，进而成长为自己国家的软实力，它就必须按行业自身发展规律成长起来。实际上，我们是在较晚的时候——是在别人拿出了真东西，别人推动了事件发展时，才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一场新闻业的竞争。由于我们有154位同胞处于灾难之中，我们在情感和伦理上也难以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一场“新闻战”，就像我们很难把世界上多个国家的舰船投入海上搜寻看作是国家间的“军事竞争”一样。但中国新闻业事后有这样的感受和反思并无不妥。
“马航事件”到底是一个“国际新闻”还是一个“国内新闻”？从事件的发生空间和影响范围来看，它是一个“国际新闻”；但从机上154名中国同胞的情感关联来看，它又是一个“国内新闻”。实际上，这一事件可能标志性地突破了“国际新闻”与“国内新闻”截然划分的概念，也突破了被这种两分法所限定的新闻框架和报道理念。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性，可能使中国媒体在“框架”上无所适从，也在更深的意义上使中国新闻媒体整体上陷入被动：国内报纸和驻外记者各自适用他们原来熟悉的操作方法，都没有能力和资源独立地进行深入挖掘。
王维佳：我倒想多谈谈所谓中国媒体“落败”的参照物。在马航失联事件中，我很惊诧于CNN没日没夜铺天盖地的报道，可以说他们在时间、精力、物力上的投入远远高于中国媒体，在这个事件的报道上几乎是疯狂的。为什么是这样？在一个不关涉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一个跨国新闻网为什么会倾尽全力？如果我们看看“马航事件”的发展过程，其中蕴含大量的离奇、阴谋、喜剧、悲剧、闹剧，你会发现，这个事件真像一个好莱坞大片，加之其真实性，它的眼球吸纳效应是无与伦比的。
另外，从商业媒体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看，事件的长期连续性更让这种报道成为划算买卖。当制作人预期事件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而事件中的各种曲折离奇和阶段性卖点又很多，那么投入人力物力的边际成本就会逐渐降低。如果我们看看电视连续剧的制作，逻辑基本是一样的，尽量地连续、拉长、制造卖点，让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当然，与电视剧市场判断的高风险性不同，灾难新闻，尤其是重大灾难新闻，对于商业新闻网来说，尽可以投入，包赚不赔。开发这个新闻富矿，又是CNN这样的老手，当然会把能用的家伙全都用上。
然而，这种报道逻辑，可以说是反新闻专业主义的，是反社会责任论的，甚至说得严重点，从新闻网的巨大影响力来看，是反民主政治的。我们向他们学什么？学这些东西吗？美国商业媒体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一向被国内媒体人当作模范。偶像一旦树立，我们就很难超越它去想问题。因此，中国的很多新闻人，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强大的数据情报网”是很重要，但是第一，这些媒体在什么情况下才舍得投入启动这个情报网？第二，从新闻与公共舆论的关系来看，媒体的这些投入是健康的，还是腐败的？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全球多个国家的行政力量都被媒体制造的舆论绑架了。现在搜寻飞机已经花费了5000多万美元，投入一定还会持续，而且大家还得就着媒体的论调，大发悲天悯人的感慨和不搜到誓不罢休的承诺，一定要把这出大戏演完不可。
说实话，作为老百姓，有谁关心那些无关政治痛痒的搜寻消息是中国媒体独创的，还是转引外媒的？当然，如果中国的大媒体是借着这次报道差异来向国家继续索要大量资金投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便国家真的再投入多少多少个亿，造出个CNN这种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软实力”得到了增强？简直是笑话。
白红义：因为在“马航事件”报道过程中的表现，中国媒体频频成为遭人诟病的对象。在与西方媒体同行的竞争中，中国媒体可谓“完败”。“马航事件”不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也成为中国新闻业面临的一起“关键事件”：中国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的合法性正在遭到严重质疑。新闻记者的专业权威来自于这个群体能将自己提升为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的真实事件的发言人的能力。而在“马航事件”的报道中，中国媒体和记者恰恰是在这一方面输得体无完肤。对公众来讲，他们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国媒体和记者的“无能为力”，而这一负面认知会轻易地消解掉新闻业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专业权威。客观来说，导致这一尴尬局面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体制、资源、人才等各个层面的影响，中国媒体和新闻人的表现其实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马航事件”也折射出当前中国媒体面临的困境，但一味地批评和嘲讽并无多大帮助，更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落后在何处？又该如何改进？
王爱军：中国媒体的表现的确令人遗憾。原因大概有几个：
第一，从客观情况看，马航失联事件扭转方向的几个重大节点，都是由国外的官方机构或相关公司发布权威信息给自己国家的权威媒体，在飞机制造、空难搜寻等高端技术领域，中国并不占优势，这也导致“西强中弱”的中国媒体无法第一时间获知这些信息，当然难以领先事件的报道；
第二，但从中也的确发现中国媒体的“软肋”，比如中国媒体记者习惯于“跑会”，自己挖掘真相的独立性远远不够；习惯于听从“权威”部门（而且基本上是指体制内的官方机构）的信息，以该机构的“体制”内外属性决定其权威性和可信度；有些媒体的人文精神缺乏，对失联旅客家属的“逼问式”采访，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新闻道德规范。
第三，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媒体的专业性缺失。以“计件”为依据的考核机制使得年轻记者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事件背后所涉及的专业问题进行学习和积累，不可能把“专家型记者”作为职业目标，所以仅仅是一个“摄像机”的角色，很难看到事件背后的专业性问题。比如，波音飞机的发动机本身竟然可以向外发射信号，以便找寻飞机的去向。这些问题如果是长期关注航空业和飞机制造业的记者，他遇到这样的失联事件，就会追问发动机制造商有关问题，可惜绝大多数中国媒体记者都缺乏这样的学习和积累，只好言常人所言、录常人所见，看不到问题，更遑论找到答案，因此拉低了媒体的价值。
常江：马航客机失联后，一些主流媒体的“官微”发表了煽情微博，然而在大众密切关注事件进展、迫切需要“硬消息”时，类似于“等待奇迹”、“等你回家”的煽情祝福和祈祷引发了部分网民的不满。您如何评价我国部分主流媒体“官微”的煽情？
【背景资料】
马航失联事件中，情感抒发的泛滥与重要信息的匮乏形成了对比。
财经网的一篇评论指出，虚拟地滴几滴廉价的眼泪是容易的，采写有干货的新闻是困难的。随便打开几个媒体的微博账号，你都能很不费力地找到电子眼泪和鸡汤式的抚慰剂——吊诡的是，真正需要安慰的失联者家属在现场未必看到也未必有时间去看这些，无论那帖子被赞还是被拍，都几乎是因当事人而起又与当事人无关的情感裸奔。人们在谣言中感动、流泪、挣扎、咒骂，累了的时候就喝点怪怪的鸡汤，洗洗睡了——那睡不着的，是聚集机场的家属。
评论还写道，某些情感丰富的个人，热衷僭越代言他人的情感，也许只涉个人的同理心，那么媒体的僭越代言又是什么呢？它是新闻抒情，新闻抒情应该被警惕并审慎使用，它有其自身的陷阱和危害。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国人这么热衷于僭越他人而代言之？我想，这或许因为国人一向被代表惯了，外在地养成了一种代表强迫症，更内化了“代表无意识”式的思维模式。
《时代周报》表示，记者当然对空难没有知识储备，但这个国家有空难知识的人，记者可不可以去采访？对国际重要媒体的信息可否进行评述？对以往发生的空难可否进行梳理并总结以往的经验？如果因为具有挑战性就只有耐心等待，记者这个职业还能吸引有起码进取心的年轻人吗？
微博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发表评论称，媒体不要轻易发表涉及专业领域的评论与分析，中国长期跑民航口的记者本来就不多，常识储备与采访资源都缺失，对专业问题难以甄别，这时通过微博多找几个专业人士做顾问，远比发挥文科生的想象力与使命感靠谱。不要煽情，少用感叹号，对公众来说，要的是准确的信息，而不是论斤卖的鸡汤和似是而非的揣测。
马少华：中国主流媒体的情感化语态，是从近十年来国内灾难报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已形成了成熟的操作范式。这类情感化语态对于新闻事实的搜寻与传播并无直接的助益，但对于灾难之后凝聚情感和人心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从结果看，马航失联事件自然也是一个灾难事件，具有灾难事件通常具有的情感性特点。但这一事件的特殊性在于，与媒体通常遇到的结果巨大、过程短暂的自然灾害不同，它是一种真相并未一下子展开的过程性事件。这一事件中的新闻报道，首先面对的不是一个灾难的结果，不是对结果的回应，而是在过程中寻找真相，推动进展。中国媒体显然对此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与姿态调整。原有的报道框架和语言失效。在第一波的反思舆论中被批评的《人民日报》微博“等你回来”的情感表达，固然由于主流媒体微博本身资源的局限，不足深责，但若从整体上理解，其实正反映了国内媒体在潜意识中把“马航事件”当作是一场“国内灾难事件”来处理的框架。这是判断失准的。
王维佳：在官方媒体的平台上出现这些煽情祝福和祈祷一点都不奇怪，也不必过于苛责，因为他们只是在媒体人集体无意识的路上往前多走了一小步而已。一个好莱坞大片，有很多必要的要素，你不能只有离奇曲折的“硬消息”，还得有感人至深的“治愈系”吧？
我绝不是说这些在网上动情的媒体人是虚情假意，很可能他们是非常真诚的，但是我想说你提供的元素如果不符合大片的逻辑，就无法进入大片的情节中。这就是媒体逻辑，它与媒体人的素质、情感不是等同关系，而是支配和利用关系。如果都市小资们嫌弃这些官微的品位太低，嫌弃这些“煽情”太矫情，那这些内容就会被排斥在外。好像是观众在做主，多民主啊！
所谓媒体逻辑，不只是说职业媒体机构的报道逻辑，这样的媒体事件中，政府、网民、记者、观众都在一起参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合力把这台戏演完，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合制好莱坞”。
白红义：在类似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大众最为关心的无疑是事件的进程、原因等事实，主流媒体原本可以有所作为，比如发挥其拥有庞大的驻外新闻网络、与国内权威部门关系密切等优势。如果能在报道事实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体现出主流媒体的“主流之处”，所谓的“煽情”也无不可，毕竟对公众情绪的安抚也很重要。这就有个主次或者先后的问题。一些主流媒体“官微”的煽情之所以引发不满，可能还是在于没有尽到主流媒体挖掘真相的基本责任，却一味地煽情，有消费苦难之嫌。
王爱军：这个不仅仅是官微的问题。媒体本身的“宣传画”作品屡见不鲜。从新闻学原理上说，媒体功能就是展示事实，对事实的评判则交由受众。但我们长期习惯了概念“灌输式”的新闻制作，有意无意地代替受众得出结论。在中国已经从“说教时代”进入“说服时代”的今天，媒体还是要尽可能客观、理性，少一点煽情，多一些克制。实际上，当媒体完整地表达了事实真相后，每个受众自然都会得出结论。媒体应该牢记一句话：事实永远胜于雄辩。
常江：“飞机坠落越南”、“飞机水面迫降”、“女记者飞机前微笑”……谣言，又一次成为灾难性事件中的焦点。在客机失联后，或真或假的消息满天飞，甚至连某些专业媒体也跟风传播谣言。应当如何解决此类事件中的谣言传播现象？
【背景资料】
对信息的饥渴，在网络上催生出“谣言一否认一谣言”的循环。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出现了以下影响力较大的谣言：
谣言一：飞机坠落越南
新华社曾发布快讯，宣布“越南搜救人员发现失联客机信号”的消息，但很快央视即在直播中宣称“媒体所称‘发现地点为失联前最后位置”。3月10日上午，微博上突然流传一则“CNN报道，飞机已确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北100公里境内坠落，因当地暴雨，当地民众以为是陨石坠落。目前当地还在下雨，搜救工作艰难展开，初步估计机上全部人员已遇难。据悉首都机场家属悲伤失控”的消息。这条有意打上“CNN”标记的伪造消息，经由微博被众多公众转发后，摇身一变成为了言之凿凿的新闻，直至有关注CNN频道和网站的观众出言辟谣。
谣言二：飞机水面迫降
马航客机失联不久，一张水面上漂浮着降落飞机且有旅客幸存的图片被网友疯狂转发，但随即便有网友举报。经核实，这张照片是2009年美国航班迫降哈德逊河的旧照。照片被一位天涯网友PS过，去掉了原图中的尾翼，并将机身上的名称改成了马航。
谣言三：女记者飞机前微笑
一张女记者在飞机前微笑的照片也在网上引起大规模转发和关注，这张图被解读为“搜救时记者笑容面对镜头”。但随即，新浪微博接到了高达690条的举报，这张照片实际上是该女记者2007年的一次获奖照片。
微博是重要的舆论场，同时也是重要的信息源。然而，社交媒体中的“权威信源”也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而发布虚假消息。3月8日，新浪微博认证身份是“波音中国总裁马爱仑”的@小马哥爱747，在当天下午15时，曾经发布英文微博，声称“飞机已经找到，波音技术团队正前往协助调查”，但随后又删除此前留言，宣布消息有误，搜寻仍在进行。
“谣言一否认一谣言”不断循环，对此某知名媒体人3月8日发表微博直言：“今天的事情，各大媒体的官微至少形成了6次完全不过脑子的转发抄袭浪潮。经过核实的准确信息仍然是当下最大的稀缺，比金子更值钱。我对新闻行业从来不悲观，但是，对这些同行真心失望”。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央视新闻”在3月8日14：35发出的微倡议中提醒大家不要用微博、等社交工具转发主观臆测、麻木不仁、随意攻击的帖子，因为乘客家属和朋友也在用微博等获取信息，不要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感情折磨和精神压力；“@人民日报”也在3月9日7：35发出微倡议（微博需要你的热情，也需要你的克制），提醒媒体和网友。
王维佳：这更证明了前面的判断，全民调动做新闻，媒体逻辑完全不局限于职业媒体啊。人们常说微博这样的网络平台促进了民主开放，这一点我不太确定，但我确定的是它给都市中产阶级参演“马航失联”这样的大片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是面对这么多谣言、煽情、鼓噪，还拿狂欢当民主，忽悠网络公共领域的人，是不是得谨慎点啊。
“专业媒体也跟风传播”，这也不奇怪，对于现代都市媒体来说，新闻报道和戏剧影视文学有时很难分割清楚。我建议，从商业角度考虑，以后这些媒体如果还要走这条吸引眼球的道路，可以考虑多招些影视制作方向的毕业生来当记者，肯定一点就通。不过也不用着急，现在很多新闻教育已经在往培养技术工种的方向发展了，甚至有的还开出了新闻策划和炒作之类的课程。从为商业媒体输送劳动力，扩大就业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教育产业化逻辑下非常精明的算计。
白红义：谣言是一种古老的传播现象，它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出现，可见要想根除谣言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在社交媒体时代，谣言的速度、范围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在“马航事件”中，各种谣言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公众对事件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信息匮乏与信息不对称的必然结果，谣言有时也能成为一种“弱者的武器”。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谣言的传播中，一些媒体也成为传播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用媒体的权威性为谣言背书，实在是不应该。既然谣言难以根除，唯有想办法缓解，一个可行的方案可能在于不断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让谣言无法传播。
王爱军：我不太同意用“谣言”这个词。所谓谣言，就是无中生有、有意捏造的信息，而飞机失联过程，尤其是前期，的确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传播，但其中有哪些是媒体无中生有捏造的呢？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媒体调查发布有关信息，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报刊是一个有机运动”，不可能全部等到结论正确才发布信息，也不能以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信息来反证此前信息发布行为的不当。而只要允许媒体及时发布有一定依据的信息，即便有误差，也会在“信息竞争”的环境下、在后来不断的信息发布中进行纠错。反而是那种以“正确”的名义封锁信息，才是违背新闻规律、甚至剥夺民众知情权的行为。
常江：失联13小时后，马航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比原定时间推迟半小时，持续时间仅有5分钟，马航的发布会被部分民众诟病为信息混乱无序、缺乏实质内容。您如何评价马航在此次危机事件中的新闻发布行为？
【背景资料】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月8日下午于丽都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马航MH370航班失去联系13小时后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马航新闻发布会比原定时间推迟半小时，大批记者在丽都饭店等待超过3个小时，其间马航方面几次更换场地，但新闻发布会只持续了5分钟。（腾讯财经）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派来了一名中国区负责人和一名翻译。该负责人首先对航班失联深表遗憾。接着介绍了该架航班机长和副机长的情况。针对飞机是否为失事、坠海、迫降还是降落等关键问题，这名负责人均未表态，也没有给记者任何一次提问机会。
马航的新闻发布引起民众不满后，中方建议马方规范新闻发布。中国联合工作组组长、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郭少春12日下午向财新记者表示，调查前期信息来源太多，留意到出现了很多事后被证伪的报道，到目前为止中方与马方沟通密切、畅通。郭少春说，中方也要求马方响应中国乘客家属的合理诉求，有系统、具体及详细地向家属发布信息。郭少春举例说，有家属指出事发后，机上亲属的手机曾经接通，中方已经将有关情况告知马方，协调有关国家，采用专业技术，进行调查。
此外，有网友撰写博客表示，马航新闻发布无价值。除了告知我们有10多个国家将会为搜寻失联客机提供各种支援外，他们根本未发布任何有价值的新闻……我感到马方仍然在继续忽悠大家，也终于领教了这个国家的管理水平！
王维佳：总得有人被骂啊，连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还能跟政治体制挂钩呢，就更别说这种人为惨案了。如果你关注商业媒体的灾难新闻报道，你会发现愚弱无能，或者阴险狡诈的官方这个叙事元素是基本不会缺席的。媒体不仅要求和官方完全的信息对等，而且要求保障“每一个个体”的权益，“公意”都是虚假骗人的，黑幕是必然存在的，一定要不惜代价，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拯救大兵瑞恩”！
当然，如果抹黑官方这个选项被限制，那就联系体制、联系人的素质，总得有演坏蛋的。灾难，即使是自然灾难，要想变成吸引人的故事，也得围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叙述，当然如果能把体制、价值观、人性等要素渗透进报道当中，媒体就更能显示其“深度”、“理性”和“责任感”了。
马航公共关系的技术问题我不懂，就不讨论了。
白红义：很多人在评价“马航事件”时，似乎有一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批评马来西亚政府、军方、马航的各种不足，包括新闻发布过程中的前后不一、混乱无序等现象。这种情感可以理解，我在看电视时也会忍不住吐槽。但这样一起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马方的谨慎和小心同样可以理解。老实说，我在以前有限的国内新闻采访经验中，比之拙劣的新闻发布不在少数，这样想想也就心平气和了。
王爱军：马航此次事件的信息发布的确有大问题。一是时间太迟；二是发布会时间太短，没有诚意；三是权威信息缺失。这三条恰恰是新闻发布会的大忌，他全占了。该开的时候没开，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连最基本的诚意都没有显现，怎能不让人失望？即便没有确定的结果，但能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表达你已经知道的信息，表达出足够的诚意，公众也会理解，默不作声、仓促应付，这是公众最不能接受的。
常江：部分媒体记者围追采访乘客家属的行为引发了舆论争论，有人认为这是记者缺乏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无良表现。也有人认为，绝无理由反对媒体报道包括家属痛苦在内的灾难内容。您认为面对突发危机事件（如空难），媒体应该如何处理与当事人家属亲友的关系？
【背景资料】
将镜头、话筒、录音笔伸向情绪失控的家属，这种行为引发了“等待官方消息，也给家属空间”的理性呼吁。《人民日报》呼吁媒体记者，“与其举起镜头抓拍家属痛苦万分的表情，不如静候他们身旁，一起祈祷”；《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称，“媒体需要坚守的是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并提醒记者“不要对惊恐悲伤的乘客亲人死缠烂打，逼他们对着镜头表达心情和感受；不要为吸引眼球，置他人的隐私于不顾；核实自己发出的信息，尽可能保证信息源的可靠，不为抢独家而‘发了再说”。
《经济观察报》一篇题为《灾难现场的媒体人》的文章指出，在报道马航客机失联事件时，香港的电视中频繁出现失踪者家属用书报或双手遮住面孔，鱼贯从记者的长枪短炮织成的蛛网中逃掉的镜头。这一幕，已经引发了关于新闻伦理的激烈辩论。该文作者认为，新闻记者如同其他人一样，都有正常的功名之心，不值得厚非。对于灾难现场的新闻人，不必问动机，只看他面对事实时，是否做到了诚实和专业。“旁观他人之痛苦”，只要做得专业，新闻人就不必成为自虐心理的俘虏。
新华国际一篇题为《“官媒”人眼中的MH370》的文章写道：相对失联飞机去向这个议题，对“无良记者”、“冷血媒体”的声讨，对职业道德、新闻伦理的辩论，一度喧宾夺主。“做得好！”、“伪君子！”在公众、同行的赞赏和响应中，也不乏尖锐的质疑声。一些媒体从业人员认为，绝无理由反对媒体报道包括家属痛苦在内的灾难内容：没有不能拍摄的场景，只有不能采取的方法。
有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突发灾难面前，媒体应该遵守基本伦理，避免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应该缺席，毕竟以最快的速度来揭示信息、尽可能地挖掘隐情，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公众知情权的天然组成部分。
马少华：乘客家属的痛苦，当然是灾难的一种结果。也许，因此你勉强也可以把这样的痛苦看作是“灾难的内容”。当你作为新闻记者无法进入灾难报道的核心地带时，你可能就会转向那些家属的悲痛。但毕竟，悲剧本身并不是新闻。新闻也不可能在那里。何况，当你把的人的悲痛也当作“灾难的内容”，因而堂堂正正地报道这种“灾难的内容”的时候，你需记住：在此过程中若加重了人的痛苦，岂不也是加重了“灾难”吗？
王维佳：我必须表达一下对那种动辄就批评记者缺乏职业道德的高姿态的反感！都市媒体都发展到工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份上了，还妄图用一套伦理规则来指摘这些苦逼记者，这至少客观上在帮助无良媒体和商业媒体逻辑开脱责任。
当你要求这些记者们承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也请想想他们是按照固定的生产程序给媒体机构打工的劳力。我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自主空间，我当然也希望记者群体能够有自觉意识，但是拿他们的行为当替罪羊只能是一种思考惰性的体现。你看美国的新闻教育，为了给媒体大亨降低人为风险，上了多少有关媒介伦理之类的课，到头来不就是只准跟着州官一起放火，不准你这个小记者随便点灯惹祸吗？不对着商业媒体逻辑本身发问，能真正解决无良报道的问题吗？现在真正重要的不是重复那些有关职业伦理的，永远正确的空话、套话，而是看清楚一个现代社会的危险力量裹挟了多大的社会资源和权力，看清楚它对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腐蚀。
白红义：家属的痛苦也是灾难的一部分，记录灾难当然也需记录他们的痛苦。所以我不觉得采访家属不对，前提就在于尺度的拿捏和把握，这方面微博上有一些讨论，在此不再赘述。记者之所以要去采访家属是他们的工作常规决定的。要在有限的截稿时间里发表报道，当然选择最为便利的消息来源。对记者来说，家属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当有些信息记者因各种原因难以获知时，若有家属愿意提供信息自然极好。此外，还可以透过家属的讲述撰写以遇难者为主题的稿件，以个体命运切入重大事件的报道。当然，做这些采访的前提是得到家属的同意，尊重他们的意愿。我们反对的是那些缺乏人文关怀的冷血采访。
王爱军：我既不同意有人说的信息披露是“媒体在消费灾难”，也不同意有些媒体无底线地对乘客家属采取“逼问式”采访。在保护乘客家属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之间，有个“度”的问题。比如，采访要经过乘客家属的同意，采访不能给他们造成二次伤害等等。事实上，现在的技术处理完全能够达到双赢的结果——用化名、面孔打马赛克、声音处理等，并不是难事，关键是要有一颗对新闻、对受害者、对公众的敬畏之心，也就是所说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很遗憾，有些媒体表现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