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我心底的最深处爱你
张志安 刘虹岑
个人简介
范铭，中央电视台《看见》栏目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央电视台十佳优秀编导。曾任《新闻调查》编导《面对面》编导。主要报道有《双城的创伤》、《陈丹青出走》、《一只猫的非常死亡》、《志愿者卢安克》等。其中，《一只猫的非常死亡》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6年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评委会奖；《以生命的名义》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6年度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十大纪录片奖及中国影视协会首届学院奖之2006年度“叙事艺术大奖”。
访谈实录
『新闻是活的，热的，奔淌的，也是最快地记录着当下的』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为什么会进入电视新闻行业呢，当初是带着什么样的初衷进入这个行业的？
范铭：进入电视新闻行业纯属偶然。
当时我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满脑子都是激情和幻想，但没什么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毕业前夕一直作为学生组导演在忙南大和《梦想剧场》合作的一场百年校庆晚会，所以没有投简历，也没有找工作。之前有过的几次实习经历，一次是大二时在广东卫视全国首个真人秀节目《生存大挑战》做策划和撰稿，那个短暂的经历教会了我“讲故事”；还有一次是大四那年暑假去了刚创办不久的《华夏时报》实习，当时那家报社招募和聚集了大批在网上初露才华的“著名网友”，很多现在都成为了当今最重要纸媒的精英和高层们，因为那时的社长有很大的野心，口号“新型主流报”，据说想打造成中国的《纽约时报》。实习期间，我的三个调查报道都上了头版，这对一个初入门者是莫大的振奋和鼓励。
之后我的一个同事跳槽到央视《新闻调查》，告诉我那里可能会招人。其实在那以前，我甚至都没有看过这个节目。后来我才知道那里编导的平均年龄是36岁，机缘巧合，22岁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误打误撞闯进了《新闻调查》的办公室，碰到了一个不拘一格、寻求创新的制片人，我的电视新闻入门导师张洁，也就这么神奇地改变了我此后的全部人生。
张&刘：对你选择做新闻，影响比较大的人或者事是什么？
范铭：影响比较大的是两件事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人。
一件是“9·11”，一件是非典。前者发生时我在报社实习，当时是晚上九点多，报纸在进行最后的校对和印刷，准备明天刊发。这时凤凰卫视突然插播进“9·11”的现场画面，然后象电影慢镜头一样，每个围观的人嘴形都是不可思议的“天哪”“oh my god”，然后仿佛一瞬间，整个楼道里的人都开始奔跑，穿梭在不同房间，紧急讨论，每个编辑室都象蒸笼一样沸腾和忙碌起来，各种纸张在一种悲剧般的气氛中飘飞，然后当天所有预备好的报道全部撤下，当夜赶出了一份“号外”，第二天凌晨送达街头。那次体验很震撼。让我感觉新闻是活的，热的，奔淌的，也是最快地记录着当下的。
非典亦是如此，当时全北京风声鹤唳，街上弥漫着死亡和恐惧的味道。我目睹同事柴静和整个摄制组冲在一线，每天白天出入病房，晚上回宾馆还受到服务员的冷眼和隔离，送回来的带子都要进微波炉消毒，每天的体温和命运都是未知数。制片人张洁坚持要到宾馆跟他们共进退，后期编导胡劲草也是不眠不休好几天，节目播出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很难说清那个历史场面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就像是一副油画最初的打底，这批优秀的同事，给我最初认识这份事业，铺上了最闪亮的底色。
张&刘：你对电视新闻行业的理解，入行前和入行后，有什么改变？
范铭：入行前心里有很多绝对的“大词”，比如使命感、责任、真相、客观平衡、社会正义……现在不会这么念叨了。因为真实世界远比菁菁学院和少年情怀里预想的要“一言难尽”得多。如果我现在要想几个词，出现在脑海的也许会是复杂、多义、警惕、不断地自我怀疑和审视等等。
从操作层面上说，我想起大学里教中国文化的导师赵益曾送给我三句话。第一句是：“天上掉下来的包子是给狗吃的，不是给你吃的。”我现在的理解是：不要对不劳而获或天生运气之类抱有天真的幻想，更不要对轻易能从现象中得到的结论过于自信；第二句是：“钱要到你口袋里才算是自己的钱。”这当然是比喻，但确实，最好对所有貌似乐观的预期都保持谨慎和冷静，凡事都会发生各种变数，不到尘埃落定时不要盲目狂喜；第三句是：“别人口中的事实，只是他们以为的事实。”这话无需多解释，不管是做调查报道，还是人物访谈，耳朵只是用来听的，脑子和心是用来思索和感受的。
张&刘：从事电视新闻行业之后，有哪些人带给你启迪，对你帮助很大？
范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和记者柴静。他们在新闻伦理、理想情怀、新闻操作、自我修炼等方面都对我影响深远，这些影响主要是言传身教，包含在选题会、业务讨论、审片、闲聊和采访拍摄的每个细节中。
传媒理论大师麦克卢汉的“水手和漩涡”理论也让我受益匪浅：“水手自救的办法，是研究漩涡并与之合作”，也就是说不要害怕敌人，去了解你的敌人；不要害怕困难，去了解你的困难。只有当认识它，并且研究它，在研究当中得到乐趣时，这些乐趣会给你逃离漩涡的线索。
张&刘：为什么有段时间，你会离开央视，选择出国游学？游学回来后，仍旧选择留在央视？
范铭：因为私人的原因。当时我的先生申请到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供全世界优秀新闻记者在哈佛学习一年的奖学金，该项目可供夫妻二人同时进修，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充电机会。
之所以后来还选择回归央视，是因为回国后我以“独立制片人”身份拍摄了一部敏感事件的调查性纪录片，给我惹了大麻烦。在中国，以个人身份做揭黑报道或对抗公权力很容易被地方政府和国家机器轻易镇压，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当时多亏很多朋友帮忙才最终脱险，于是更深刻地意识到央视虽然常有其巨大的限制，但也有巨大的资源，同时给从业者提供了一种职业高风险下的隐形庇护。
『带着疑问往深里走，你就始终跟观众在一起』
张&刘：做《新闻调查》《面对面》和《看见》，哪个栏目你最喜欢？为什么？
范铭：最喜欢还是《新闻调查》，未必因为栏目本身，只是因为当时年轻。那种刚出道，有幸在一片新鲜和热爱的土地上撒丫子奔跑的感觉很难复制。记得在2003年的年末总结里，我写过：“这一年我胖了1斤，被人完整彻底地偷了2次，丢了3个手机，去了四个以前没有去过的省份，学会了5种崭新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娱乐方式：游泳、泡功夫茶、滑雪、逼亲朋好友看自己的节目播出，以及片子被毙以后去唱卡拉OK。”
张&刘：不同栏目对编导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范铭：《新闻调查》是武当，要求编导功底扎实，全面大气，熟悉宏大叙事、拥有深入调查、闪转腾挪的能力；《面对面》象华山剑派，主耍一种兵器，所以要求一剑封喉，追求对人认知和了解的深度；《看见》是古墓派，有横空出世的感觉，综合了名门正派和一些独门秘笈。有时需要拼速度，有时需要拼公关，有时需要拼资料搜集和拣选，有时拼纪实能力和观察，有时拼剪辑，有时拼打碎和重新整合的能力。
张&刘：说说这些栏目对你的不同影响。
范铭：《新闻调查》对我的影响是“成长”，因为去的时候基本是一张白纸，完全在摸爬滚打中学习基本功，而且赶上了最宽松的新闻环境；《面对面》对我的影响是“成为”，因为当时已经经历了一些人生大事，有过了最重大的挫折，所以心性慢慢固定下来，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看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成熟”，也是因为角色的变化，承蒙制片人李伦和主持人柴静的信任，让我当了主编，所以职责范围和工作节奏有了很大的调整，也是一个逐步修炼和锤打自己的过程，学会不仅仅对自己负责，而且更全面稳妥地应对外界。
张&刘：《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确定为“调查类栏目”之后，整个节目的风格变得硬朗了，作为编导，你个人做了哪些调整？
范铭：我其实没有太大调整，因为我在《新闻调查》做的第一期节目《双城的创伤》就是调查性报道。我当时算是新人，思想上没有什么以前的“包袱”，也从来没做过《新闻调查》初创时那种最传统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调查”类型的主题性调查。
我觉得电视不是说理，也不是论文，就是讲故事。而调查需要的不是你已经知道了结果，呈现给观众，而是你自己也真的不知道，于是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永远向着人内心最深处的疑问去。
张&刘：怎么理解“人内心最深处的疑问”，能举例说明么？
范铭：就我做过的几期节目来说，比如虐猫女为什么要踩猫并录成视频？河北监狱的那些重刑女犯们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丈夫？同性恋到底是一种天性还是原罪？中国音乐学院的艺术高考到底有没有权力在背后操纵？药家鑫这样一个斯文的音乐系大学生为什么撞完人后还要捅几刀？……这些其实都是最简单的问题，但是最直接，它像一把钉子一样把一个选题钉住。如果你是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再不断带着疑问往深里走，你就始终跟观众在一起。
张&刘：这些年《新闻调查》有所式微的原因是什么？
范铭：《诗经·邶风》中说，“式微式微胡不归”，这句里的“式微”指天将暮，可见这是自然现象。《新闻调查》类型深度电视报道的式微，跟多媒体的兴盛、网络时代的信息过载、全民记者心态的普及、人们“轻思考”和“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以及传统媒体表达方式的趋于陈旧老化都有关系。
张&刘：在你看来，《看见》承担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者”的角色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倡导者”的角色？
范铭：《看见》改版前是一个纯纪录片栏目，改版后加入了柴静的人物专访和社会调查。但不管是记录还是访谈，观察即介入，完全不加观点的陈述是不可能的。在选题的阶段，就已经加入了主创者的倾向和意图，而选择表达和陈述什么，就是一种倡导。引用我们栏目的另一个主编王开岭老师的一段话，“新闻专业主义意味着理性的健全，工具的精准，技术的完善，但若无信仰和理想的支持，同样可沦为一个华丽的掩体，沦为玩具主义的愉悦和自我修饰的虚荣。”
王开岭老师有本书，叫《精神明亮的人》，我觉得《看见》本质上也是在倡导一种精神明亮的价值观吧。每个节目都有自己的人文关怀和内在精神，但每一个深度报道本身有它自己的事件逻辑，编导和记者不能整天拿着大喇叭有太强烈的“布道感”，需要克制。即便要体现内在精神，也需要更注意表达的技巧，润物细无声。
张&刘：从《新闻调查》到《面对面》再到现在的《看见》，不同节目的叙述方式有什么样的改变？
范铭：《新闻调查》的体量最大，45分钟，采访很多人，采访周期长，片比经常达到50：1，追求的是线索的多元、事件的完整、说理的深刻。好处是素材量巨大，但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厚大笨重，节奏沉闷。《面对面》以前也是45分钟的单一人物采访（前一阵子他们刚改版成了45分钟采访两个人，长短根据题材调整），好处是可以做出人物的深度，坏处是如果采访不够深，信息量不够大，容易显得口水。《看见》改版后是30分钟，编导很多是纪录片人出身，有很好的捕捉细节的能力和花时间观察人的习惯，柴静又是当今最好的人物采访记者，所以我们追求纪录片和人物深度挖掘的合一。在保证采访精华和对话回合感的同时，尽量多记录人物本身的细节和韵味，也在资料和剪辑上多下功夫。
这种改变的实质是为了更加丰富和好看，以及跟上这个时代观众日益加快的收视和心理节奏。
『渐渐消失或变淡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我”字』
张&刘：你与柴静之间的合作，始终都很默契么？过去这么多年，有否有过争执和不同看法？
范铭：默契并非代表永远“意见一致”，而是一种长期相处形成的“了然”。并非不争执，只是一争执起来，对于对方要死磕的方向都知根知底。我比较感性，更容易凭着直觉做判断，更愿意相信“人性本善”；她骨子里更理性，更容易看穿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人性中的恶。一个好的记者需要够锐、够狠，一个好的编导需要适当地“减”和“收”。所以，我们两个平衡一下，比较能够达成一种适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