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管理
刘丹+黄基秉
摘要网络化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本应是“扁平化”的，但是不同阶层的人群接受信息之时却又面临着数字鸿沟。考察新工人阶级利在使用新媒体技术赋权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既是考察“技术赋权”在社会中下层的具体反映，也能够从制度和社会结构层面剖析底层人群在信息化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困境。
关键词技术赋权；新工人阶级；媒介使用；社会交往
全球化背景和新技术革命浪潮使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革，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与生产技术、资本、人力、物力的相互杂糅呈现出新的文化景观。处于信息传播流中下游的工人群体是支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化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关键动力。在技术变革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大背景之下，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新工人阶级能否利用新技术带来的好处、享受技术赋权的福利？他们如何通过媒介使用改变着自己的社会交往状况？深入分析这些问题，也即把脉转型期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重大社会变革和现实矛盾。
一、关于技术赋权的相关文献梳理
赋权（empowerment）又称为“增权”，在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包括自我力量的增强、自我控制和自主选择等方面，它与一个人的价值观、奋斗意识、争取权利的能力、决策能力、追求自由和觉醒相关。当赋权搭载上信息技术的列车，其在国家和个人层面的作用就更加显著，技术赋权是公众通过新的信息技术获取信息和公共空间、实现自我增权的现实途径，技术赋权实则是新技术传播与扩散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
Akpabio，E.考察了设立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非政府组织Gender Links（GL）在争取女性和男性同样的参与公共事务权利时所扮演的作用。作为GL活动的主要对象和目标，妇女通过博客、网络等新技术方式参与公共活动，完成了南非性别运动的目标。新的ICTs（信息通讯技术）增强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祛除了当地人们对妇女群体的歧视和误读。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仍存在着性别、地域、身份歧视问题，人们对女性、流动人口等边缘群体有着一定的偏见，而以网络化为基础的大众媒介为我们打开了全面了解这些人的窗口，也为这些人群提供了更多表达自己的机会。
对于受教育者而言，新技术提供了更方便的在线学习方式，从多个方面促进了知识的增长，这同样是一种技术赋权。Ledbetter，A.M.和Finn，A.N.通过研究发现，教师在教授知识时采用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技术方式能够激励学生的学习意愿，学生也十分期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相关技术。学习能力是一个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主动的学习意愿和先进的学习技术配合，能够促使人们获取更多的知识，督促人的进步。
从政治层面讲，技术赋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郑永年在《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一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可以给中国的政治制度带来民主和自由的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任何一个有着良好的互联网知识的中国公民，事实上现在都能够参与任意事件的相互讨论。互联网允许思想在联人互联网的人们之间快速地传递。互联网不仅为民众带来有关经济机会的信息，也包含了经济领域之外的声音。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中国人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一个愈发重要的来源。”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讲，赋权实则是一种利用信息增强沟通的过程。丁未认为，“赋权作为一个互动的社会过程，离不开信息的沟通与人际交流，所以它与人类最基本的传播行为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传播与沟通是人际交流和社会互动的基础，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获得更多的信息，进行资源交换，也因此获得了群体的力量。
“赋权并不是简单地从外部输入权力和资源，也不仅是‘增权赋能，而是一种社会交往、参与、表达与行动实践。换言之，赋权是社会民众通过获取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等实践性过程，实现改变自己不利处境，获得权力和能力，从而获得改变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这意味着，弱者从作为受动对象和权力客体的地位，转换为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能动者。”技术进步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推动力，这集中表现为人们在参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所获得的关系网络的支持，这一点在弱势群体身上也表现的更加明显。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弱势群体有了更多的话语和权力空间，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积极获得信息资源，通过技术进步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
“农民工利用新媒体自我赋权的方式首先是互动。互动对象包括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农民工、老乡、亲戚、城市居民等……农民工利用新媒体自我赋权的方式还包括参与，农民工的信息赋权，还要从个体和群体的层面来观察。”作为融入城市的农民工而言，通过网络媒介的帮助找到合适的工作、通过手机与老乡、亲戚朋友保持亲密的联系，这正是技术赋权给予弱势群体的最好的例证。
综合来看，中西方学者在技术赋权的研究上有下面三个共通之处：其一，技术赋权为弱者参与信息化决策提供了更广阔的话语空间；其二，如果被赋权的一方能够积极响应技术带来的便利，就能够对其生活和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三，国家和政府层面也在尝试通过技术赋权为广大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摆脱贫困的机会。在网络化时代，技术对于任何阶层的浸入式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如何透过发生在新工人身上的具体变化去衡量当今中国在转型期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本文深层次的关照点。
二、研究概述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假设
1.研究方法。本文选取位于中部某省会城市的富士康厂区作为研究地点，该厂区目前大概有20万工人，这些工人分散居住在专门建立的11个宿舍区里。调查时间在2015年8月中旬，因保密性规定无法进入工厂车间，调查通过在工人生活区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一手资料。本文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运用定量统计（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和定性研究（个案访谈）来进行数据收集。具体的做法是在厂区相关负责人员的陪同和帮助下分别采用入户调查和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660份调查问卷，返回有效问卷632份，问卷回收率95.8%。在研究过程中根据问卷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在调研过程中配合个案访谈。随后将问卷整理、编码，录入SPSS 20.0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和混合推断。
2.研究假设的提出。网络化时代的海量信息和“万物互联”的模式使得信息获取方式更加便捷，内容含量更加丰富。对于远离家乡在工厂朝九晚五工作，有时不得不靠加班多赚取工资的年轻工人群体而言，通过不同的媒介方式获取信息、感知外部世界的变化能够丰富其闲暇时光并开阔视野，排遣在异乡的寂寞和孤独。将网络化时代的媒介使用作为整体大背景，根据研究对象所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本文提出以下4个假设：
H1.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显著改变。
H2.工人对新旧媒体的使用频率、依赖程度与其信任程度呈正相关。
H3.信息获取方式使其获得工作的途径有了较大的改变。
H4.信息获取方式显著影响了其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方式。
（二）研究背景
作为专门从事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产品研发制造行业的高新科技企业，富士康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高：一方面是因为它在深圳的长曾经和工人“几连跳”紧紧联系在一起而登上媒体头条；另一方面，富士康作为极具特色而又体量最大的苹果代工厂，其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中西部等地都有分厂设置，能够吸引众多的劳动力，有些城市甚至为了吸引富士康入驻给出了极为优厚的政策优惠。
邱林川认为：“新工人阶级是一种变动中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它还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在我国经历了空前的工业成为‘世界工厂以后，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不论在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还是服务业，都空前壮大了。不光是产业工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都成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使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等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变革不仅涉及到资本、技术、人力和物力重新组合等关键问题，更涉及到技术扩散与信息共享之上的公平与自由问题。与新技术接触最为紧密的庞大的新工人群体处于信息产业链的中下游，他们在使用媒介进行技术赋权时呈现出的变化也反应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境。
（三）样本的总体特征
在本次调查的632名工人中，男女人数分别是330和302，各占样本总量的52.2%和47.8%，大致比例相当；样本中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47岁，平均年龄26.8岁，20-30年龄段的人数较多；未婚者比例占54.0%，已婚者比例占43.0%，2.1%的人处于离异状态；其中40.7%来源于外省，45.1%来源于本省外市，14.2%来源于本省本市；在这些人当中，86.1%的人是农业户口，10.9%的人是非农业户口，还有3.0%的人户口性质未定；65%的人收入在2000-3000元之间。（表1）
工人们的文化程度明显地呈正态分布，小学及以下的比例是4.0%，初中的比例为43.5%，高中（中专）比例为43.7%，大专比例为6.5%，本科及以上比例为2.4%。大多数人的学历水平集中在初高中阶段，学历较低（小学及以下）的人群和学历较高（本科及以上）的人群都较少，具体情况见图1。这些整体数据说明新工人阶级与其父辈相比文化程度整体有所提高，也预示了其对于外界信息的渴求会更大，更愿意通过各种媒介了解工厂外的世界。
三、新工人阶级的媒介使用情况
（一）手机：指尖上的世界
对于大多数远离家乡外出工作的工人而言，工作之外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是很少的，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在工厂附近。由于工作环境的限制，工人们的宿舍虽然有宽带接口，但是并没有安装电视机和电脑。在宿舍区工作站有免费的报纸、杂志（数量不多）可以免费取阅，也有专门的影音设备室和舞蹈室，只要工人在工作站登记个人信息就可以免费借阅或使用。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工人们并不喜欢或者不习惯到工作站去使用这些免费的娱乐文化设施。工人们更喜欢通过自己的手机或者其他上网方式获取信息，在“平时会通过媒介做哪些事情”的问题上，发现工人们使用网络的功能最多的分别是“浏览新闻网页”（比例为51.3%）、看电影、电视剧等”（比例为27.4%）、使用搜索引擎查找资料”（比例为8.1%）这三项。（表2）
伴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工人们使用的手机大都是智能化的，可以上网下载各种应用软件，而工人们上网的途径绝大多数是通过手机完成。图2的数据表明，工人们平时利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74%，而不上网的人数是非常少的，通过访谈发现，这些不上网的工人大多数年纪较大，对于手机上网的各项功能表现出的兴趣不大，有些尚未掌握手机上网的方法。
在使用的手机各项功能当中，除了接打电话工人们应用最多的功能是利用手机使用QQ、等聊天软件，目前使用这些聊天软件的频率已经超过了收发短信的频率。在QQ、、支付宝、微博等社交软件的使用情况上，发现工人们最常用的社交软件是QQ，其次是。每天都使用QQ的工人比例达到了72.3%；每天使用的比例为51%；微博和支付宝的使用频率较低，每天都使用二者的比例分别是20.7%和19.0%；对于“其他”这一项，工人使用的软件分别是淘宝、美团、大众点评等购物类APP，赶集网、58同城等生活类网站。（图3）
以上数据显示，网络化时代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有所改变，他们更倾向于利用新的媒介形式（网络、手机）来获取信息，尤其是手机，已成为工人们获取信息、聊天、与外界联系的“不二法宝”；相应地，工人们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手段的频率较少；并且他们绝大多数时间是通过手机上网，在使用社交软件上，和QQ的使用比例已经显著超过了短信的使用比例。这也验证了H1是成立的，即网络化时代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显著改变。
（二）用得越多信任越少？对不同媒介信任程度的分析
对于问题“当你想了解最新的时事新闻时通常会将哪种媒介手段当做首选”，发现工人们的首选是手机，这一比例占到了72.3%，而选择电视和网络作为首选的比例分别是11.4%和10.4%，电视的比例稍微高于网络。（表3）经过调查发现，工人们的食堂有电视机，并且他们在外面就餐时也可以通过商家提供的电视及时收看到时事新闻，而由于电脑的价格较之于手机相对昂贵，并且集体宿舍的安全性不高，大部分人没有手提电脑或者台式电脑，不能通过电脑获取信息。所以在这项调查中，工人们获取时事新闻时首选电视的比例稍微高于电脑。
对媒介的使用频率、依赖程度与其对这些媒介的信任程度并不是呈正相关的。（表4）通过数据的进一步验证，采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以得出更具有解释力的共同因子。指定按第一个因子载荷降序输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并绘制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根据分析结果可以提取出两个因子，第一个是对以电台和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信任度，第二个是对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信任度。
由图4可以明显地看出，报纸和电台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分别比较靠近两个因子坐标。可以总结出，工人们对于五种媒介形式的信任程度可以分为明显的两个层次：对于报纸、电台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虽然使用较少但是对此类媒体比较信任；对于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使用频率较高但是却呈现出较为不信任的状态；而对于电视这种较为普及的媒体，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却并未获得应该有的信任。在访谈中得知，一方面是工人们看电视的机会较少，二是工人们对电视上的某些广告形式和电视节目表现出一定的厌烦程序。并且，工人们的宿舍区有免费借阅的报纸、在下班时会通过大喇叭播放广播节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其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和好感。
“互联网绝不是一个脱离真实世界之外而建构的全新王国，相反，互联网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互联网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是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而不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由、更美好、更民主的另类天地。”尽管网络化时代给工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丰富了其娱乐文化形态，但是他们也清楚地明白，媒介呈现的事实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尽管他们经常利用网路，却对网络上的信息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因此，H2“工人对新旧媒体的使用频率、依赖程度与其信任程度呈正相关”并不成立。
四、新工人阶级的工作获得与社会交往情况分析
（一）获得工作的途径分析
对于工人们来说，外出工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获得一份工作时往往可以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岗位。边燕杰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计划体制下确立的户籍制度对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从求职网运用的比例来看，外地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的行动者分别比本地非农户口高接近18和24个百分点，这表明他们在城市的求职过程受到更多限制性因素的制约，通过正式渠道获得工作的机会较少，不得不动员关系资源进行求职。”然而，时过境迁，网络化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信息，很多企业也经常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线上招聘。那么，媒介的便利性是否拓宽了工人们找工作的途径？他们是否会通过网络求职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1.外出工作的主要目的：发展和谋生。关于“你选择离开家乡在外工作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一共设置了六个选项，包括“工资水平高”“发展机会多”“为赡养父母或者子女前途考虑”“外出见世面”“不想干农活”“其他”等，要求研究对象选出三个重要因素并按照重要程度排序。根据调查结果，分别给每个样本前三项进行赋值并得出每个调查对象对这一问题的选项总和。
根据调查结果的相关数据进行测算，得出“选择离开家乡在外工作的主要原因”中位列第一位的是“发展机会多”，位列第二位的是“工资水平高”，位列第三位的是“为赡养父母或者子女前途考虑”。可以看出，工人们的工作关系到其前途和家庭问题，有些结婚的工人因为有孩子在老家读书，再加上需要赡养老人，工作的压力较大，所以对于工作的选择十分谨慎。在访谈中发现，有些人认为网上招聘非常不靠谱，不如依靠熟人介绍来的方便。
2.找工作主要依靠熟人网络。数据调查显示，尽管工人们获得新闻资讯的方式主要依靠新的媒介手段，但是他们目前这份工作很少是通过网络招聘信息获得的，其获得工作的三种主要途径分别是通过亲友或同乡介绍（48.1%）、自己直接到单位应聘（21.8%）、劳务中介介绍（16.6%），具体数据如表6所示。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是相对丰富的，由于城市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不同的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上述数据中，通过亲属获得工作的比重占据了首位，说明工人们在对待工作的态度上是十分谨慎的，对网络上的招聘信息持怀疑态度，不太愿意通过网上招聘寻找工作，他们更倾向于从熟人社会里获得支持，听从亲朋好友的介绍。当然，他们也秉持“眼见为实”的态度自己去招聘现场应聘。
尽管工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网络，但网络并不能够帮助他们在找工作这一重大决策上给以帮助，他们找工作的方式依旧是传统的路子，通过熟人介绍、自己应聘，不像大学毕业生那样，很多工作申请都是通过网上投简历申请岗位，从而证明H3“信息获取方式使其获得工作的途径有了较大的改变”这一推论是不成立的。
（二）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状况分析
“人际交易是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他们展示人际交易如何复合成身份、如何产生与转变社会边界以及如何积累成为持久的社会联系。个人与集体的意向来源于人际交易。”对于工人们而言，交往更多地意味着融入集体、排遣孤独感。
1.社会交往圈子：局限在熟人范围内。费孝通指出，中国的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平时交往的对象都是哪些人”这个问题上，发现工人们平时接触和交往前三位的对象依次是亲戚或朋友、同乡或同学、同事或工友，这三者的比例分别占53.7%，17.2%和15.3%。（表7）这与表6的结论相呼应，证明熟人社会依旧是工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要支持。尽管工人平时使用手机QQ、等网络社交软件的频率非常高，大部分人每天都在使用这些社交工具与不太熟悉的人聊天（图3），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更愿意和自己熟悉的人交往，并且对这些人也比较信任，通常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也喜欢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尽管不同的阶级越来越相互需要，尽管他们越来越相互服务，他们还是越来越不相同。尽管这些阶级越来越互惠，然而由于他们通过模仿而获得的相似性日益减少，他们还是组成越来越不同的社会，这是因为他们模仿的底本各不相同一语言、文化、行为、风俗、工作和品位各不相同。社会成员之间纽带的力量和程度，是由于他们共同的类型、副本和底本的数量和重要性有差异而引起的”。毕竟，“圈子”是建立在共同的意义共享和关系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工人从别的地方来到城市工作，短期内尚未在工作地形成稳固的关系基础，他们还在慢慢习惯和适应当地的生活，因此更喜欢和熟人交往，只不过媒介的使用促进了其与老乡、亲戚和朋友间互动的频率。
2.社会交往的首要目的：沟通感情、释放压力。由于工作压力较大，工人们在工作之余需要感情的宣泄，他们希望有人可以分享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烦心事，和亲戚朋友交往的首要目的是“沟通感情和释放压力”（55.1%），而其次的目标便是在和熟人交流过程中“加强信息交流”（26.1%），（表8）尽管帕克认为，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人类联系较之在其他任何环境中都更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趋向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但是在工人当中，以“寻找更多工作机会”为目的的交往只占9.2%，这证明工人们在工作上并没有存在较多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大多数人都在本本分分工作、拿工资，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没必要刻意与上级保持亲密的联系而获得更好的工作。
3.合法权益受阻时：更加依赖领导和政府。与交往对象的密切程度并不意味着工人们出现困难时会第一时间向这些人求助，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害时首先会找哪些人解决”这一问题的调查显示，当合法权益受阻时工人们会更加依赖自己单位的领导（所占比例59.3%），他们认为领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直接的因素，而表8中的结果却显示，工人平时的交往对象当中领导入数比例只有0.6%，这两个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便是求助政府部门（所占比例27.2%），因为政府部门既是公共决策部门，也是公权利的代表，是工人在合法权益受阻时诉诸正义的有效途径；再次是找同乡或亲友（所占比例12.5%），工人们心里很清楚，他们的亲友可能和自己一样也是工薪阶层，并没有很强的解决、协调问题的能力。（表9）
通过上面的述数据也能看出，由于工人们大都是来自农村，其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方式很大程度上沿袭着农村社会的交往方式。尽管其获取信息资讯的途径是多元化的，并且以新的媒介手段（手机、网络）为主，但互联网尚未给他们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现实生活中他们仍倾向于和自己有地缘、亲缘关系的人来往，其交往目的大都不是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感情交换的基础上；而当工人们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平时几乎不来往的领导成为其首要的求救对象，其次他们愿意通过政府部门的协调来解决问题，尽管他们每天通过网站浏览新闻，但是在维权时他们却很少利用网站发帖求助，向媒体求助。这也证明H4的说法“信息获取方式显著影响了其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方式”是不成立的。
五、结论与总结
在网络化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正在发生快速演变，通过观察信息传播与技术扩散对新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在技术赋权的视阈之下考察庞大的社会群体内所呈现的信息传播与权力分异、体制、政府、市场和社会变革等问题，能够管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微观社会变迁。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技术、信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跨国重组，只有那些能够迎面把握新技术改革并善于利用新技术适应环境变化、整合现有资源的人，才是未来的幸存者和适应者，所以，当技术赋权的重大历史使命落到广大新工人阶级的头上，也为其在工作、生活、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上提供了更多的改变空间，如何利用技术改变目前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使之内化成为中下层人群向上流动的一种内在驱动力，也是国家和社会需要努力的主要朝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