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决定论
辛楠
摘要 媒介环境学派以研究媒介、文化和社会的关系而闻名，但也饱受技术决定论的质疑。在“媒介意识形态”理论中，波兹曼厘清了媒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既强调媒介技术在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深深表达了技术研究中所饱含的人文关怀。本文从媒介的偏向性、媒介的隐蔽性、作为整体生态环境的媒介以及对技术决定论误解的澄清中对该理论进行解读，以期更客观地认识媒介与技术对于当代文化的影响方式，并为我国媒介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波兹曼；媒介意识形态；技术决定论；媒介的偏向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在传统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外，传播研究领域中的第三大流派正在崛起，这就是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该学派以研究媒介、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独树一帜，其第一代代表人物伊尼斯提出的“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信息”让世人开始意识到媒介在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也使该学派饱受技术决定论的质疑。这一理论命题在该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波兹曼这里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更为清晰的表达，“媒介意识形态”理论集中体现了他对该问题的认识。一方面，他肯定了技术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向社会大声呼喊技术的两面性，希望唤起人们对日益发达和普及的现代技术的警惕，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技术垄断的前景，来实现对社会的救赎。其中，对于技术主导作用的认识是防止技术垄断出现的前提，而避免在一个遍布媒介的环境当中走向技术垄断才是研究的最终归宿。
一、媒介的偏向性
波兹曼“媒介意识形态”观最主要的涵义是指媒介进入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时，将会引起该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革，是因为媒介自身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性，即每一种媒介都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倾向于将社会文化引向某个特定的发展方向。‘‘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比如印刷术倾向于带来一种理性的社会话语系统，而电视则倾向于产生一种娱乐化的社会文化形态，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就分别是印刷术与电视的意识形态性的表现。这种由媒介所引发的特定的文化发展方向，所体现的正是媒介的偏向性。
在这里，波兹曼借用了“意识形态”一词来强调媒介所蕴含的偏向性这一含义。媒介的“意识形态”不同于通常意义而言的由于阶级利益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扭曲认识，因为媒介意识形态所含的这种偏向性不是某些利益集团所人为设定的，而是由媒介自身的物理结构和技术特点所决定的，是每一种媒介都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它的使用者或社会环境亦没有直接的关系。以电视的意识形态特征为例，电视的这种娱乐化倾向不仅存在于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大众文化有着深厚根基的美国，也同样存在于崇尚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等，而作为与西方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宗教信仰、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有着极大差异的中国，在电视普及之后亦出现娱乐化的文化趋势。对于电视来说，文化的娱乐化是其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化影响，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由于电视普及度和在社会中的渗透度的不同，各国娱乐化的进程有早有晚，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既然与使用者无关，那么媒介是如何影响它所在文化的呢？在媒介环境学派看来，正是媒介自身的物理性质和符号特征造就了它的偏向性。具体而言，每一种媒介由于自身的物理结构和技术特点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符号系统和传播模式，这种形式方面的特点会对传播的内容进行选择和改造，从而形成思想的偏向、感知的偏向、政治的偏向和内容的偏向等多个方面偏向。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便是基于媒介的物理特征对其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比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所以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适合于时间上的纵向传播。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方便使用，所以在空间中的传播受限。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方便使用，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然而它们传播的信息局限于当下，比较短暂，所以它有助于空间范围内的广播传播而不适合于时间中的永恒存在。媒介对时间或空间倚重的不同偏向，对于它所在的文化，便产生了不同的偏向。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这意味着，媒介和技术自身就是一种讯息，因为新媒介、新技术的使用会引起人间事务相应的尺度的变化，而尺度的变化又会对社会整体带来全面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就不仅仅是一种传递信息的中性的介质，媒介自身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对传递的内容进行着塑造，这种改变的方式与它所传递的信息的具体内容并无必然的联系。这就如同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了人类社会，更不在于它运载了何种货物或多少乘客，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出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这些变化是铁路自身的性质——速度，而非其实际运输的内容决定的。
波兹曼对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媒介的偏向性首先表现在特定的感知世界和赋予事物价值的方式上。他引用了一句古老的箴言对此进行说明：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他将其引申为“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电脑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而言，一切都像是数字。”感知的偏向进而会造成思想的偏向，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他详细阐明了印刷术是如何形成理性的公众话语的：印刷术以抽象的需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文字为符号，且采取一种有序的线性排列方式，其交流方式以作者与读者的分离为前提，纸上的文字是唯一的中介，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必须对文字字斟句酌，否则就会产生歧义甚至无法理解。印刷术作为媒介的这种特征，就决定了它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这种内容“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这便是印刷术在思想方面的偏向，相应地变化还有：“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等。而到了电视统治的时代，社会文化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表现在多个方面。相较于印刷术，电视虽然也能够表现语言与思考过程，但它主要还是以动感画面及相应的音响为主要表现对象，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舍弃思想来迎合观众对视觉快感的追求，因此娱乐而非理性成为电视这一媒体的思想偏向，与此同时，它把政治、宗教、教育也都统统变成了娱乐，于是，如果不加警觉，整个社会就会悄悄走向“娱乐至死”的道路。
二、媒介的隐蔽性
既然媒介具有这种意识形态性，为何长久以来不被发觉呢？在波兹曼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方式往往被它自身的实际用途所掩盖。如果说技术的实际用途是媒介的内容，那么媒介的文化影响即媒介的偏向性则可以看做是媒介的形式，相对于媒介内容的外显性，媒介形式往往是隐蔽的，这也正是媒介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为强调媒介发挥作用的这种隐蔽性，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用“媒介即隐喻”来置换了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这一命题。麦克卢汉把媒介比作“信息”，波兹曼虽然非常认可这个命题中媒介对于话语方式的塑造作用，却不能认同这种表述方式，因为在他看来，信息是关于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而媒介则没有这个功能，他认为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极其隐蔽但却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波兹曼指出，“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这种隐蔽性与麦克卢汉的一个比喻相类似，即媒介的内容，像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人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注意力，因为人们往往只关注媒介的内容，而忽视媒介的形式，也就没有能够真正地理解媒介。而相对于媒介的内容，媒介意识形态关注的是媒介超越媒介技术具体功能的意义，而非它们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应用。以眼镜的发明为例，人们往往只关注它的直接功能是矫正视力，但是却忽视它带来的新观念，即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不可更改的命运，这种新观念恰恰是眼镜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是它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媒介意识形态的隐蔽性特征，意味着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在诞生之初，它的文化影响并非总能一望即知，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磨合之后才能渐渐显露出来。例如钟表起初是为修道院而发明，用来提供准确的时间让修士做功课，这个功能确实达到了，但随之而来的，钟表不仅成为计时的手段，而且成为控制修士生活过程的工具。后来时钟在整个社会中的应用，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时间观念，造就了按部就班的生产方式、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技术保证。所以波兹曼说道，“悖谬、奇怪而神奇的是，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在上帝和财神的终极斗争中，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这实在是出人意料。”也正是基于此，即使是技术的发明人，也难以预测技术的未来影响。因为技术一旦被广为运用，它就会脱离发明者的控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塑造社会文化的面貌。波兹曼担忧的是，“在技术垄断时代，我们陷入了机器神奇效果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受到的鼓励是忽略机器里嵌入的理念。”正是因为对它的忽视，我们就在无意识之中服从于媒介的意识形态而浑然不觉，我们的文化也将因此变成被技术垄断的文化，失去对技术的控制力和抵抗力，这恰恰是最危险的状态。因此，认识到媒介意识形态的隐蔽性，就是提醒人们在面对每一种新技术时，要透过它的实际用途去仔细辨别它所可能带来的文化影响，避免陷入盲目乐观主义的精神状态。也只有认识到它的隐蔽性，才有可能对新媒介的负面作用产生警觉，从而想办法去化解它的消极影响。
三、作为整体生态环境的媒介
相对于媒介的具体用途，媒介的形式对社会的文化影响更为深远，它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政治运行方式等众多社会层面，而不仅限于某一个有限的领域，如同在自然环境中引入新的物种会改变整个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因此从性质上来说，“技术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新媒介的介入，往往是对已有媒介社会文化的全面改写。
由于媒介意识形态的隐蔽性，新旧媒介之间的竞争也是隐而不显的，但这样的竞争往往更为激烈，因为在作为工具的媒介竞争之后还潜藏着它们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之间特有的竞争。就实际功能来说，新媒介既可能是旧媒介的替代品从而使之被淘汰，也有可能是旧媒介的补充从而与之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如同电视产生之后印刷的书本依然存在，并且在数量上有增无减，新旧媒介存在某种程度的兼容性。但是就媒介的意识形态来看，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这样的竞争不仅仅是工具对工具的竞争，不仅仅是字母表对会意文字的攻击、印刷机对插图手抄本的攻击、摄影术对绘画艺术的攻击、留声机对印刷术的攻击、电视对印刷词语的攻击。在媒介互相争斗杀伐时，它们的竞争还是不同世界观的冲突。”因为一种新的媒介被普遍应用之后，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改造社会文化，使其走向一个新的方向，已有的媒介丧失的不仅是某些功能，而是自己在现实工具社会的主导地位，以及由它所构造的传统文化精神。所以波兹曼将媒介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形象地比喻为“全面的战争”，“重要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此观之，到印刷机发明之后五十年，欧洲已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加，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欧洲。
媒介之间的竞争并不意味着只要产生一种新媒介就会马上改变社会文化的走向。当一种新媒介的影响力不及旧媒介之时，新媒介就会在原有文化生态系统中确定自身的定位，如同电报的产生虽然使信息超越了自身的时空语境，但在它与报纸密切结合以及电视产生之前并未能改变印刷时代的话语特征，而是被印刷文化收编。但是当具有相同性质的新媒介积累到一定数量，或某一种新媒介的力量非常强大，其影响力超过旧媒介之时，这种情况就要发生逆转，社会的生态环境必将发生改变，旧媒介也必须对自身的功能和性质进行重新定位。如同电视的产生带来了一种“娱乐至死”的文化类型，印刷品的数量虽然仍在攀升，却越来越注重视觉形象因素和可读性、娱乐性，显示出电视对它的影响。
由此，波兹曼希望我们认识到，电视、电脑等这些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某些工具的增加，而是改变了已有的文化环境，使之成为一种新类型的文化，与之前的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对于这种建立在新的媒介技术的新型文化我们可能应该用一种新的认识方式去加以分析，而非沿用已有的认知范式。诚如他所言，电视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它自身为大众提供了娱乐的节目，而是它将所有的严肃话语包括新闻、政治、科学、宗教在内都变为娱乐，它从整体上改变了印刷文化的理性逻辑，而将社会引向“娱乐至死”的道路。在《技术垄断》中他进一步提到电脑的广泛应用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它迫使人感觉它在人类事物的一切领域扮演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仿佛离开电脑就没有了发明创造，而事实上有很多重要的发明如原子弹其实在电脑普及之前就已产生。对于电脑等技术设备的过度依赖，即将成为一种“技术垄断”的文化类型，即文化到技术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并接受技术的指令。这也是他提醒人们所必须意识到的一种新情况。
四、非技术决定论：波兹曼的人文关怀
媒介意识形态强调的是技术带给社会文化发展的偏向性，那么技术的这种作用是否就是决定性的呢？换言之，一旦新技术产生，它就必将以它自己的方式来改变世界，那么人类面对新技术是否就完全无能为力了呢？这是理解波兹曼媒介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媒介环境学派经常被人误解之处。
答案是否定的。媒介环境学派对于媒介技术自身属性的强调，并非意味着把技术看作是文化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在其看来，技术仍然只是诸多社会力量中的一种，是在与社会其它力量的互动中来发挥作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者之一芒福德在探讨技术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贡献时，便是将技术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明确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技术的技术的能力（生产力）会自动地向前发展，从而决定其他机构和制度的特点。他指出“技术上的收益从来不会自动获得社会上的认可：它们需要同样机敏的政治上的创新和适应过程。习惯上人们简单地认为机械进步必然促进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但机器体系根本无法完成这种任务。由于缺乏合作性的社会才智和社会意愿，最先进的技术也不能承诺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就像电灯并不能给丛林中的猴子带来任何承诺一样。”伊尼斯对传播偏向的研究，是将之置于与权力、制度等诸关系的互动之中进行的。麦克卢汉在《媒介定律：新科学》中，指出媒介总是按照一定规律演化，并总结出媒介演化的四条定律：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每一种媒介都处在不断转化之中，这体现出辩证法的思想，而非决定论的思想。媒介环境学派的另一晚近代表约瑟夫·阿什克罗夫特也指出，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出现早于欧洲好几百年，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并未得到推广，也未带来它在欧洲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其主要原因就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影响着技术对社会的冲击。总之，如同政治、经济等社会力量一样，虽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单靠技术自身是无法决定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路径的，在技术发挥其影响力量的过程中，总是受到社会其他影响因素的制约与平衡，其作用是主导性的而非决定性的。
对于波兹曼来说，道德关怀本就是媒介研究的根本目的。他在媒介环境学成立大会上的主题报告中明确表示：“我认为应该在道德伦理的语境中去研究媒介，用其他的态度去研究媒介是没有意义的。”并且，他还从四个方面对媒介的人性关怀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第一，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第二，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第三，新媒介在多大程度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第四，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我们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可见，波兹曼尽管一再强调媒介在文化形成过程的主导作用，他也并非是主张技术决定论，而如何在媒介影响文化的既定现实面前去更好地提升现有文化，才是波兹曼媒介研究的最终目的。“媒介意识形态”的提出，正是波兹曼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技术的作用，进而通过努力来抵抗媒介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为由于媒介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人们通常不能正确地认识它，而且被它的表面用途所迷惑，只看到其优点和便利之处，却忽视了它所带来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在这样一种遍布媒介技术的社会中，波兹曼很清醒地知道，那种抛弃技术的看法是不可能实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技术将会带给社会何种影响。所以他提醒我们，技术常常是利弊同在的产物，我们应该用两只眼睛而非一只眼睛，盯住技术的消极面。在他高喊“技术垄断”的同时，其目的却是在于唤起人们对技术的警觉，并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出抵抗技术垄断的爱心斗士，来抵御技术垄断的可怕前景，而非把技术的意识形态偏向看作是无法抵御的。他这样来描述爱心斗士，“抵抗技术垄断的斗士知道，绝不能够把技术当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他知道，每一种技术都是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从智商测验、汽车、电视到计算机都是环境的产物；他知道，每一种技术都带有独特的纲要、议程和理论，它未必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每一种技术都需要我们去细察、批评和控制。总之，抵抗技术垄断的斗士在认识论和精神上必须和技术拉开距离，所以技术始终带有几分陌生的色彩，技术绝不会是必然的、自然的现象。”在这背后，体现出的是波兹曼对于媒介文化深深的人文关怀。
五、结语
总起来看，波兹曼“媒介意识形态”观超越了媒介的实际用途去探索媒介的文化影响，是对媒介的形式研究而非内容研究，它强调媒介在社会文化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反对把它看成决定性因素。它通过揭示出媒介意识形态的隐蔽性，号召大家去关注媒介之间激烈的文化竞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媒介意识形态”为理解我国当代文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借鉴。当今我国业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媒介文化时代，电影、电视、电脑、网络、手机、MP5、Iphone等已经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媒介设备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仅仅是多了一些观看、交往的工具，还是在塑造着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正如波兹曼通过“媒介意识形态”所表达的，我们需要对这些媒介给我们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变化保持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地发挥它们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潜能，而尽量避免它们给现有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起码，当我们竖立起这些意识时，就已经迈出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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