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的新探索

网络传播 / 2018年11月09日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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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的新探索

郭凯天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开始渗透进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形态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不仅意味着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生,更意味着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需要。这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每一座城市都将面临的新时代的挑战,即回应以互联网使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时代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和要求。

腾讯智慧城市的探索,正是基于人们希望让生活更美好的这个朴素愿望。在这篇文章中,重点探讨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公共服务可能面临的变化与革新。

公共服务“换界”

如果说PC互联网时代,我们办公环境的界面被巨大地改变,那么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我们生活环境的界面也在迅速地转变。

全球正在步入移动互联网连接一切的时代。2015年1月,全球接入互联网的移动设备超过70亿台。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发展也已走在世界前列。目前,中国互联网用户6.6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渗透率达85.8%,高于全球58%的渗透率。

移动互联网开始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生活互联网,这正成为我们城市生活的新形态。为城市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也将面临着这一“换界”考验。

传统互联网时代,国家需要投入巨额资金铺设宽带以满足社会公众的上网需求,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公众可通过手机便捷地连接到网络。

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人均每日使用互联网时长为3.7个小时,比2010年增加了1.1个小时。办公、娱乐、购物等日常生活服务通过移动终端进行。

当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解决各种生活问题时,公共服务是否能够转换成为移动互联“界面”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十年前,新加坡就颇具前瞻性地开始布局公共服务领域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无处不在的安保摄像头、实时地震监控、交通监控系统及快速先进高覆盖率的网络。这为其在移动互联时代提供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国,随着去年国家网信办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去年国家对“互联网+”的明确倡导,公共服务领域实现移动互联“换界”,已蔚然成风。

7月2日版“城市服务”成都入口正式上线,成都成为西部首个入驻城市服务的智慧城市。至此,“城市服务”覆盖用户超过1.5亿。

截至目前,腾讯已与上海等8个省份及长沙等27个城市,就城市创新与IT服务升级等方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公共服务“换位”

“换界”只是一个开始。移动互联网技术正在渗透到城市发展中的每个领域,激活城市生态的每个细胞,提高城市服务的效率、优化城市资源的配置、加强城市发展的动力,逐步构建未来的智慧城市。

例如,成都市民可通过“城市服务”入口,轻松完成医院挂号、客运汽车票购买、景区门票查询购买、身份证及户籍业务预约、出入境办证预约等20余项民生服务。未来水电气缴费、高速路况查询、教育资源查询等更多服务也将逐步入驻城市服务平台。

去年11月份,团队首次提出并推广“城市服务”以来,现已有27座城市上线“城市服务”平台,接入民生服务150多项,提供服务超2300万人次,上述数字每天都在刷新。

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仅通过手机中的,即可随时享受医疗、户政等各种城市服务。

随着不断涌现的城市服务需求,通过技术升级和流程再造,创新性地构建了“城市服务”开放平台,方便全国各地政务机构及其合作伙伴,通过自助接入的方式接入开放平台,旨在加快城市智能化、人性化的变革。

“换界”的背后,其实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的“换位”思考:各政府部门不断地要求自己站在城市普通居民的角度来看问题,并通过移动互联网等创新手段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公共服务“换血”

公共服务的“换界”与“换位”,必然要求其尝试“换血”。所谓“换血”,就是打破“信息孤岛”,让大数据成为支持公共服务的“血液”,这是智慧城市中“智慧”的真正由来——让基层自治组织和每一个城市居民产生的数据都能贡献出来,成为支持现代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血液”。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现代化的公共监管基础设施,大数据技术已经被应用于规划城市交通、社区发展、传染病监测等方面,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在交通、金融、航空航天等部分细分领域的数据采集工作,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各单位各自为政、数据无法互通共享的矛盾突出。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数据与私营部门数据之间缺乏有效连通,使得数据难以成为随时更新的“活数据”,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数据资源的浪费,限制了政府部门利用大数据提升治理能力。

以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为例,私营部门的数据在建设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是对公共部门数据的重要加强和补充。但由于私营部门在使用数据时面临诸多限制,导致这一宝贵数据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被闲置。

再如互联网行业企业掌握大量实时数据,往往先于相关政府部门发现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昆明暴恐案、上海新年踩踏事件莫不如此。私营部门数据为进一步提升政府部门应急响应速度提供了可能。如何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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