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区举行关爱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活动
梁德学
摘要 日本在华报人中，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陆浪人”群体，他们在日系报纸的创建、经营甚至具体新闻业务方面颇有建树。本文尝试性地对于这一特殊的报人群体进行研究，力求能够比较完整地复原这一群体的肖像，发现其个人行为及办报活动的总体特征，同时指出其对近代中国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大陆浪人；中日关系；报纸；日藉报人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自江南哲夫、冈正康1882年在“异邦”中国创办报业始，至1945年日本战败、“大陆”梦想彻底破碎止，日人在中国创办或收买了大量报纸，总数量“凌驾于各国之上”。在前后逾六十年时间里，日籍报人活动于中国绝大部分领土。他们除借助报刊沟通广布中国各地的日本侨民声气外，亦“负有政治经济侵略的先锋之特殊使命”。由于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日人数量颇为可观，而留存至今的相关资料却极有限，但在对日本在华报人群体的粗略考察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亦即这些人中，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陆浪人”群体，他们在异国的报业舞台上“长袖善舞”，在日系报纸的创建，经营甚至在具体新闻业务方面颇有“建树”，几乎所有主要报纸中都可见其影踪，而且大多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陆浪人的办报活动，在日人在华办报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也深深卷入了当时混乱的中国政局。一些大陆浪人所办的报纸在当时还曾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也有特别的作用和意义。
一、何谓“大陆浪人”及其在华办报人数的粗略估计
“浪人”是日本历史的一个特有产物，指失去了主人、官职和俸禄的武士，曾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陆浪人”（有时也叫“支那浪人”）虽然与浪人有相关之处，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认为，“‘大陆浪人是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谓‘经营大陆（主要只中国和朝鲜）为志的民间及一部分政界、军届人物的统称，其成员大多为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者。”
大陆浪人的构成比较复杂，上至政府的公务人员、达官贵族，下至僧人、娼妓、无业游民，几乎容括了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据统计，明治中叶以后至昭和初年，活跃于政治、外交、军事等舞台上的大陆浪人总数约在一千人左右。日本学者中村义按其的活动领域，将之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革命浪人（如宫崎滔天）；商业良人；军事浪人（如川岛浪速）；教育浪人（如根津一）；新闻媒体浪人（如中岛真雄）；万能浪人（如头山满），等等。这些大陆浪人虽然品类驳杂，良莠不一，但也有共通之处：1.都有所谓“在野的民间意识”，对体制、权威持批评或疏远的态度；2.都有模仿古代豪侠、武士的心理，刻意追求大言壮语、豪放不羁的所谓“国士风格”；3.在激情、冒险心或“义侠心”的驱使下从事政治活动；4.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大都具有不计成败的“献身精神”。
在六种类型的大陆浪人中，“新闻媒体浪人”是除“军事浪人”和“革命浪人”之外，对日本侵华和中日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浪人群体。有细心的学者对《东亚先觉志士记伝》（该书作者为葛生能久，由黑龙会编纂，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6年出版）下卷中98个日本浪人传主的身份进行了统计，发现“新闻出版界”（即中村义所谓的“新闻媒体浪人”）的人数为92人，约占总人数的9.2%。此外，笔者曾对日人在华办报活动的相关史料中的151名日本在华报人（尚不包括从事期刊出版者）作了身份分析，可以明确界定为大陆浪人身份的便有17人，约占总人数的11%。由此可见，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大陆浪人占全体在华浪人以及日籍在华报人中的大陆浪人均占有不小的比例。（表1）在日本蚕食中国的过程中，这些从事办报活动的大陆浪人活动力极强，充当了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走卒和尖兵。
二、明治中叶至昭和初年是大陆浪人在华办报黄金期
明治二十年（明治时代为1868-1912，明治二十年为1887年）前后，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国际上欧美列强进一步压迫亚洲各国，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本国抱有深刻的危机感。在此形势下，为了达到“抵抗欧美并帮助邻国之目的”，日本浪人应运而生。此时也恰处于日本在华迅速扩展势力的阶段，亟需有力的舆论工具为其扩张政策做准备。本文前面已提及，1882年由冈正康、江南哲夫创办的《上海商业杂报》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在华创刊的日人报纸，而考察甲午战前日人在华所办报刊，尚未见到大陆浪人的身影参与其中。
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以及最终中国的战败，日本取代中国成为远东的主导力量。但战后至庚子事变期间，中日间关系相对“融洽”。当时，中国相当部分官绅、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决心通过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来挽救民族危亡。而在日本，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刚刚兴起的大陆浪人群体，也从其民族利益出发，积极扩大对华交往，试图影响中国。1896年，来自日本熊本县的大陆浪人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海军中将西乡从道、陆军中将高岛辆之助以及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等人的援助，收购了汉口《汉报》（中文），自任社长，由此拉开日本大陆浪人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序幕。这份报纸是日人在华经营第一家中文报纸，也是日人在华报业史上首份产生广泛舆论影响力的报纸。该报言论较接近维新派，主张中国进行改革，采取君主立宪制度。
继宗方小太郎1896年接办汉口《汉报》后，另外两名日本侵华史上的著名大陆浪人井手三郎与前田彪于1897年收买了原福州《福报》，易名为《闽报》（中文），后渐渐发展成为“华南的为（唯）一大报纸”，“作为日本（在华）的言论机关，而奋斗不辍”。1898年，上海《亚东时报》（中日文并载）创刊，其主编为大陆浪人山根虎之助，办报宗旨为宣传日本国策，倡议中日携手，“以通两国之心”，从而“树立兴亚大计”。1900年初，日本东亚同文会又买下上海《字林沪报》，改名为《同文沪报》（中文），由大陆浪人井手三郎任主笔，该报同样与中国维新派关系密切，常被借作维新派的宣传机关。
无论是最初的《汉报》，还是其后出现的《闽报》与《兴亚时报》，甲午战后至庚子年间，大陆浪人所经营的报纸大多打着“保全支那”的旗号，支持维新派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庚子之后，日本方面形成了新的“大陆方针”，已决定日后“不失时机地参与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这使得自认为“负有政治经济侵略的先锋之特殊使命”的大陆浪人在中国更为活跃，其在华创办报刊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1901年，日人在华办报最有成就者之一、山口县大陆浪人中岛真雄开始在北京经营名噪一时的《顺天时报》（中文），该报后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华进行特务活动的基地。其后，中西正树于1904年在芝罘（今烟台）创办《山东日报》（中文），但该报存在时间不长，影响较小。
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取到在东北的特权，同时由于日本国策的关系，到东北地区的日人数量激增，办报活动也配合这样的形势在中国推进。1905年7月，此前在北京经营《顺天时报》的中岛真雄来到满洲，在营口创办了《满洲日报》（日义），这是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份日文报纸。同年十月，日文《辽东新报》（日文）在关东州租借地（今辽宁省大连市）内创刊，其第二任社长末永节和中文版主编金子平吉都是在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大陆浪人。该报长期坚持民间立场，恪守“不偏不党，国家本位”办报方针，由此也得到中国读者认可和欢迎，末永节作为记者还曾多次接触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在报纸上发表相关报道。次年，结束在营口办报活动的中岛真雄在东北政治经济文他中心奉天创办了《盛京时报》（中文），这也是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创办的第一份亦是历时最久的一份中文报纸。该报“肆言中国内政，无所顾忌，故华人多读之，是东三省日人报纸的领袖”。同年，大陆浪人小滨为五郎还在安东创刊了《安东新报》（日文）。
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关东州租借地，是日本经营东北的重要基地。由于该地区长期为日本独占（1905-1945），域内日人报业十分发达，除前面提及的《辽东新报》有大陆浪人参与外，1907年创刊的日文《满洲日日新闻》和1908年创办的中文《泰东日报》野有大陆浪人参与，且均为核心人物。《满洲日日新闻》是著名大陆浪人，时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曾创办台湾《台湾日日新闻》）倡导创办，后来成为在华日文报纸的“翘楚”，为日本侵华舆论的最重要鼓吹者；《泰东日报》则由大陆浪人、民间理想的亚洲主义者金子平吉主政七年之久，成为日本在华经营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
辛亥后，又有一批大陆浪人所办报刊在华北、东北地区出现：1916年，井手三郎在上海创办《东亚日报》（中文），中西正树在济南经营《济南日报》；1922年，山本久治在哈尔滨创办《大北新报》（中文）；1927年，山田纯三郎在上海创办《江南晚报》（日文）。但是，除《大北新报》有一定影响外，其它均影响不大。
1931年（昭和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发生急变，日本政府和军部对在华经营的各种报刊的控制进一步强化，浪人在华办报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笔者所查阅的资料中，仅发现1937年6月山本久治收买的哈尔滨《午报》（中文），再就是浪人武田南阳于1938年1月在北平创刊的《新民报》（中文），为劫掠成舍我《世界日报》而改办。《新民报》主张“和平反共”，“建立东南亚新秩序”，已完全是一副鼓噪日本殖民亚洲的嘴脸。此时，大陆浪人所经营的报刊已完全与其他身份日人所经营的报刊同声同语，成为日本施行大东亚政策的工具了。
三、“中国通”：创办中文报刊是其重要旨趣
在中国从事办报活动的大陆浪人，整体上体现了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在野的民间意识“国士风格”“义侠心态”“献身精神”等一般大陆浪人所拥有的思想与行为特征，但在其具体办报活动中义各有独立风格，对华的政治文化立场亦不统一，所以很难为这个群体描摹出一个明晰的肖像。但有一点在现有史料中已能明确，即绝大多数在华办报的大陆浪人都是“中国通”，前文表1中所列举的17位报业浪人，几乎无不如此。
所谓的“中国通”，一般指具有较高汉学修养的日本知识分子。近代以来的日本“中国通”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强烈的关心，并积累了与之相关的大量知识，而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大陆浪人则是其最典型的代表。如《汉报》的经营者宗方小太郎自幼喜读中国历史，中法战争时到上海学习中文，之后义“薙发易装，扮成中国人，游历北中国九省，并写成长篇调查报告”，成为徒步旅行中国的第一个日本人和日本最为知名“中国通”与“支那问题专家”之一；在华活动长达35年的中岛真雄，曾于甲午战争期间作为从军记者进入山东，后又作为陆军翻译远渡台湾，仅其办报足迹就涉及福州、北京、奉天、营口四地；《盛京时报》主编菊池贞二同样是一名“中国通”，他早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并且通过毕业旅行周游了中国内地；另一位颇值得注意的“中国通”是《泰东日报》社长兼主编金子平吉，他曾因精通汉语而被征为随军翻译，后又在日本台湾总督府任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翻译，后来主持《泰东日报》时，还曾在大连创办“振东学社”，向学员亲白讲授中国文史及儒释两教学说。以上仪是略举几例，事实上，几乎每个在华办报的大陆浪人都可以“中国通”之名冠之，甭则他们存中国土地上的办报活动不可能动辄延续数数十年，而不出现“水土不服”。
在华办报大陆浪人“中国通”的本色另一直接体现是其创办了大量中文报刊。这些“中国通”们深刻地认识到，若想使所办报刊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力，中国的通用文字汉字才是最为有力的媒介，因而对创办巾文报刊有着浓厚兴趣。在表1列举的17位办报浪人中，有11人曾创办或参与过中文报刊的出版。他们所创办的中文报刊“比日人报刊发行量高出许多，刊行时间一般较长，且影响力较大”。以中岛真雄创办的《盛京时报》为例，该报自1906年10月创刊至1945年8月终刊，前后达38年，在社会影响力方面，该报也长期雄踞东三省中文报业之首：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中的作用，该报甚至被认为“胜似十万毛瑟”，以致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等曾任伪满洲国要职的人，在上世纪70年代集体编纂的《满洲国史》一书中，赞其为“在满日本人的先驱者”。
由于深谙中国国情，“中国通”们在华办报往往如鱼得水，一些大陆浪人所办的中文报刊如不细细甄别，很难明确辨认其幕后竟是由异国之人操持，这一点，笔者在查阅创刊初期的《泰东日报》时深有体会。此外，一些浪人办报者“民间意识”强烈，能够洞悉中日文化间差异并对饥贫隐忍的中国人民怀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情，故在办报时时常对日本政府或军方的政策与观点持批评或疏远的态度。仍以金子平吉主持的《泰东日报》为例，该报曾公然反抗日本当局歧视、压迫大连人民的丑行，致力于维护租借地内中国居民的切身利益。
四、与东亚同文会、黑龙会等会社组织关系密切
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大陆浪人的另一个较突出的群体特征是，他们大多归属于--定的会社组织，其办报活动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办报者小人也同时扮演者多种身份角色 他们所归属的社团也大多是大陆浪人所创办，如以搜集中国情报为宗旨的乐善堂、以“保全中国”为声张的东亚同文会，以及以谋取中国东北领土为目的的黑龙会等。我们不妨对表1中所列出的17位报人再次作以统计，便可更加清晰地发现这种鲜明的“依附性”。（表2）
由上表统计可以看出，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大陆浪人大多有着明确的社团归属，主要为东亚同文会，其次是黑龙会等。更有甚者，《辽东新报》第二任社长末永节还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由于具有较明确的组织归属，大陆浪人在个人活动上呈现出一定的组织特征，其所办报纸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所属组织的属性。以从属于东亚同文会的大陆浪人所办报刊为例，他们所经营《汉报》《闽报》《亚东时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报纸都曾不同程度上遵循该组织“保全中国”“协助中国改革”“鼓吹睦邻亲善”“着意收集中国情报”的宗旨。这一团体中的个别大陆浪人不仅经营报刊，使其报刊主动承担起维新派人士宣传机关的职能（如《同文沪报》），甚至还亲身投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曾担任《江南晚报》《广东日报》社长的山田纯三郎便是一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取代宫崎滔天，成为孙中山与日本朝野的联络人，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住宅也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山田纯三郎是唯一守侍在旁的日本人。而宗方小太郎、中岛真雄、田郭安之助等除报人身份外，还是名噪一时的日本间谍。
当然，无论是东亚同文会，还是乐善堂、黑龙会等，其活动都与日本国策步调一致，团体内具体从事舆论宣传的大陆浪人也只能亦步亦趋，其在何时、何地办报也是以日本国策相适应的，不是以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还是以东亚同文会系的报刊为例，该系报刊以中国西部为出发点、向南、然后向北延伸，最后以东北为重点。“如汉口《汉报》是甲午战争后各国竞争铁路借款时代的产物，福州《闽报》是台湾‘对岸工作的工具，芝罘的《山东日报》及北京的《顺天时报》、上海的《同文沪报》是为了与俄国对抗，此外，营口的《满洲日报》是作为占领区行政只用，奉天的《盛京时报》是为方便日俄战争后对东北工作而设。”
五、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曾发挥积极作用
一般认为，包括从事办报活动的大陆浪人在内，浪人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充当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鹰犬，频频为中日间关系挑起事端。从本文论及的大多数大陆浪人在华所办报刊来看，这也是不容置喙的事实。就连对日本持有好感的周作人在1926年发表于《语丝》第51期中的短文《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中，也痛斥了大陆浪人在华办报的“可耻”一面：“关于《顺天时报》，我总还是这样想，它是根本应该取消的东西……报上又声声口口很亲热地叫‘吾国，而其观点则完全是日本人的，凭了利害截不相同或者竟是相反的外国人的标准，来批评知道中国的事情。”
但如果客观的评价，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并非全部是“祸华者”，一些大陆浪人所办的报刊在革新中国政体、传播先进思想、引进西方学术以及破除封建愚昧方面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同文沪报》确有不少文章宣传“宣传明治维新经验、促进中国的开化，为使日中作为亚洲的强国与西洋列强对峙，以‘区区笔墨之力唤起保全之道。”又如金子平吉的《泰东日报》，该报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连载在报纸要闻版刊载题为《六月的李宁（即列宁）》的文章，热情颂扬列宁的卓越功勋及其革命理论，使共产主义思想首次广泛传播于中国东北。
然而，纵观大陆浪人在华的办报活动，其有意或无意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向积极发展的时间极为短暂，大约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初年，亦即前文所提及浪人在华办报的“黄金时期”。其后，随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大陆浪人及其所办报纸便完全成为“祸华”的毒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