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影像志创作实践初探

新闻界 / 2018年04月14日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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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初探-可以吃的 浆糊 的做法,可以吃的 浆糊 ...

刘广宇 刘星

摘要 节日影像志是影视人类学创作实践中的一个新领域,对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那达慕》是较早一批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牵头实施的“中国节日影像志”作品。其在审美意蕴、文化表达与影像叙事等方面的探索与努力,在给节日影像志创作实践以较大启示的同时,也由于其远离节日影像志写作的基本范式而失去了作为人类学影像志的品质。如何以“体例”为基础,以“探索”为动力,以“深描”为路径积极创作出更多、更好、更新的节日影像志作品,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内节日影像志作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 节日影像志;创作实践;《那达慕》;体例;深描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识码B

新时期,随着我国文化复兴大潮的涌动,“传统节日”正成为一个既承载着诸多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又负荷着当下国家、民族和地方社会各种振兴计划的重要文化事项,日渐为人们所重视并加以专门的研究。其中,以影像方式记录与传播“节日文化”也日益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认同,并产生了强大的传播效力。

2010年始,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牵头实施的“中国节日影像志”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一“中国节日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第一次系统针对传统节日拍摄记录的重大研究项目,也是我国继上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影像实践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国家行动。该项目的实施,不仅会促进节日志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更新,促进影视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巨大提升,而且,“多元一体”民族国家形象也将逐渐以崭新的方式呈现于世。

目前,南“中心”组织推进的“中国节日影像志”创作正进入一个关键的实践及理论提升环节一“已经立项近70部,涵盖苗族、傣族、彝族、柯尔克孜族等26个少数民族。完成结项20部,多部纪录片荣获国际国内纪录片奖项”。在这些作品中,有以生活流为导向,将节日所体现出的民族文化及深层心理意识融贯其中的《献牲》《开斋节》等;有以节日仪轨议程展示为中心的《鼓藏节》《德培好》《纳顿节》《羌年》等;有将节日活动主持及其主要参与者融入其间而展示节日盛况,揭示节日缘起、族群历史与社会和谐的《环山鸡节》《军坡节》《马街书会》《苦扎扎节》等;有以个体视角或者家庭视角为进入渠道,深入节日体系的《姊妹节》《咋当苗年》等;有以女性视角为烛照的《鲜花节》《月下灵歌》《瓦尔俄足节》等;更有以其独特的地方性来展示民间狂欢的《骂社火》;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节日影像志有没有其自身的学术规范与审美规律可循呢?尽管从节日本身来说,由于其所具有的“多元性与丰富性、民族特殊性与国家共同性、民间性与官方性、地域性与交汇性;公共性与私密性、仪式性与过程性、神圣性与世俗性、群体性与参与性;限定性与延展性、稳定性与周期性、传承性与变异性、传统性与当代性”等,而呈现出某种异彩纷呈的创作局面。但作为一种人类学纪录片的新形态,它一定会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建构出某种基本的表达模式。这些基本的表达模式一定不再是以外在目的为导向的“风俗、风情展示型,国家、地方集会型以及异域、生僻猎奇型”,而将更多以内部视角为中心的新模式探索——“宗教、宗族神圣型,生产、生活世俗型,审美、娱乐狂欢型,传说、传奇意象型,凭吊、纪念励志型以及多元、交融综合型”等。据此,我们将以《那达慕》——一部节日影像志的初期作品为例,来进一步深入思考其创作理路、学术规范与情感逻辑,以此获得更加明晰的认识和细微的体悟。

一、以“体例”为准则,形成基本样态

自2010年中国节日影像志正式启动以来,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节日影像志办公室汇集了国内影视人类学和纪录片业界与学界的诸多同仁,为更好地指导和协调各课题组顺利实施和完成节日影像志创作,编制了一个基本的创作体例。在“基本要求”一栏的六个条目中,除最后两个是技术参数要求外,其余4项均是针对具体创作而设的基本规则:“1.节日影像志应围绕节日的具体发生地进行拍摄。主要内容包含节日的社会自然背景、基本环节、重要人物与组织、重要事项等方面的记录。拍摄制作时要关注‘节日中‘节日前‘节日后三部分结构,即注意节日发生过程,也注意节日前的准备和节日后的状况。2.本项目纪录片统一要求采录场景同期声不建议使用解说、画外音等方式。3.影片的大多数场景须为实拍。非必要原因,不建议采用‘复原拍摄‘情景再现等方式。4.注意集体与个体视角的双向记录。在节日为集体活动的情况下,应首先完整呈现大场景和集体活动。此外,也应关注个体对集体节日的参与情况。不仅注意记录仪式,也应注意记录日常生活。对于多民族、跨地区的传统节日,选点时要充分考虑民族、区域差异。”尤其是针对使用“解说”和“画外音”等问题,体例还专门以注释的形式表达了这样一个意见:“应特别注意记录人物在节日期间的对白,可作为镜头转场使用。或者通过对不同人的采访阐述同一问题,强调影片主题。”

第一条规则强调的是节日时序的完整性和节日发生地的人文地理特性;第三条规则是注重节日的原生性;第四条规则突出的是节日活动中个人与集体在空间呈现上的有机统一性。如果说此三条规则更多表达了一种外在的规定性的话,那么第二条规则则是实现这些外在规定性的基础条件。“同期声”不仅是影视人类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纪录片得以产生强大效力的基质。限于篇幅以及对“同期声”的定性研究基本达成共识,本文就不再赘述。但围绕《那达慕》的创作,我们认为,它在努力达成上述“三条”外在规定性的同时,却将基础条件给抽离了。经过统计,在《那达慕》(34分钟)中,画外音就有30多段,解说词达2000多字。而甚为关键的还在于,这些画外音往往掩盖了极其难得的人物对话和现实的发声。这种情况在影片中有11处。同时,根据我们对影片的细读,我们认为,这些人物的对话与现实的发声又极有可能是出彩的桥段。比如那达慕家发生的“父子之间的对话”,希日木家发生的“弟弟恩客一早起来随母亲去挤奶以及喝马奶”“节日前姐姐和弟弟喂马的对话”和“比赛结束后母亲安慰没能夺冠的孟克”等等。由于画外音的强势进入,我们基本没能听清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所可能形成的某种有趣、生动乃至实质性的话语。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我们在该片中的确也看见过这样的灵光闪现一在希日木女儿“乌仁陶格斯”出场的时候,经过一笔带过的画外音介绍后,乌仁陶格斯说起自己与马的关系(同期声):“有时候,我跟马说话,觉得它好像能听我的心,我从小就喜欢骑马,我就是在它背上长大的。”说完之后,乌仁陶格斯就亲吻着自己的马。这是她这个年龄阶段及其性别与马的关系最直接、最实质的表达。在这里,我们不仅通过同期声,也通过其自然的行动看到到了一个民族与马所构成的这种自然与朴素关系的一个侧面。但遗憾的是,当姐姐信马由缰地骑马走在草原上哼着小曲,却没有相应的字幕翻译。

参照“以‘体例为准则,形成基本样态”,并不是说不主张探索和破例,但探索与破例应该在“基本样态”达成的基础上进行。这就涉及到更多的关于节日影像志创作事项的阐释。

二、以“探索”为动力,创制多元作品

在节日影像志创作实践的探索方面,我们认为,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作形式的探索,二是就节日多元性与丰富性而进行的针对不同节日类型的创作实践。下面,我们一并述说之。

《那达慕》作为节日影像志初期的试验作品,其积极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音乐的表现、人物线索的发掘、人物所具有的典型性与宏大节日关系的处理以及个人与家庭故事与民族传统形成之间的张力等等。同时,作为著名导演参与的作品,其在蒙太奇叙事上的交替与穿插也是可圈可点的。

首先在音乐元素的应用上,我们认为,《那达慕》基本做到了用音乐较为准确地渲染节日的情绪性与象征性。从片头序幕开始,作者选择以低沉的蒙古长号和游弋飘忽的男低音吟唱为我们建构了草原节日的庄严、神圣与开阔、悠远;而在节日进行中,尤其涉及到具体事项一赛马与摔跤等,音乐则主要选取了马头琴“欢快明丽”的调性为其铺垫与抒情。但问题是,这种音乐符号在节日影像志中的展现一定是总体性或间歇性的烘托与点染,绝不能用音乐这种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艺术手法去代片中人物立言抒情,更不能无视“同期声”的存在,而贯穿全片。《那达慕》在这点上则又走得太远了。从音乐符号的获取过度到具象符号的获取与抽象等是一个道理。在节日影像志中,我们完全可以去发现深藏在不同民族传统节日中的那些具有象征性、涵盖性的节日符号,以此作为表现民族节日特性的艺术符号,甚至作为叙事的原动力。但符号的发现要精准,表达要含蓄,关键这些符号要有机地融入节日事件的发生、发展之中,而不能仅仅将符号作为一个“万精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及任何人身上都拿出来“起兴”与“定调”。

其次,不可否认的是,《那达慕》在人物线索的发现上,是颇费周章的。尤其是开篇就带出那达慕一这个国家摔跤队的自由摔跤手,恰恰可以很自然地揭示出他的名字与“那达慕”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影片完全按照一种专题片的形态,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几乎就以画外音的形式去完成了个人及家庭故事与节日传统之间所形成的张力。这个个案也充分显示了节日影像志在宏大叙事、历史叙事、传奇叙事、英雄叙事等与个人家庭叙事、当下叙事、日常叙事和平民叙事等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而如何化解这个矛盾呢?用专家访谈,还是用综合了我们的基本认知之后的画外音解说呢?根据节日影像志的初衷,我们认为,节日影像志纪录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节日在当下的民间活态,纪录的是老百姓在今天怎么过这种传统节日一“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阻止这一过程,同时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所以,如果能准确地找到节日的田野点,以及找到具有一定涵盖力(节日参与者或主持者)的人物与家庭故事,并通过人物在节日期间的自然对话、记者的随机采访和专题采访等手段,基本可以缓解上述矛盾。在此,我们仍以《那达慕》为例,作为国家队自由摔跤手,那达慕此次回家参加“那达慕盛会”,应该是抱着夺冠目的而来的。但不幸的是,他在第二轮的赛事中,就被对方打败一(那达慕被摔倒的镜头)影片画外音“……蒙古式摔跤,一跤分胜负,这意味着那达慕今年的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胜负双方相互致礼。”这之后,那达慕就从影片中消失了。对此,我们认为,那达慕可以从比赛中消失,但不能从影片中消失。因为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尤其是作为作品在开篇就引入的第一个人物以及所带出的摔跤世家的背景,作者有责任为观众去揭示其失败的原因或者他以及他的家人对此失败的观感。这不仅从作品叙事的完整性上需要做出回应,更重要的是,用一个既普通又典型的节日参加者来完成一种平民叙事和日常叙事,这也是节日影像志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我们认为,面对种类繁多的传统节日,能找到充分体现每个节日特征的核心要素,并形成这个节日叙事的特殊品格是所谓“以‘探索为动力,创制多元作品”的根本。正如《那达慕》画外音所表述的那样:“据史料记载,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推举为大汗时就举行了盛大的那达慕,因为战争和生活的需要,古代男子都需要掌握骑马、摔跤和射箭,称为蒙古‘男儿三技。今天这三项技能的比赛,仍是那达慕的核心内容。”那么如何围绕这“三项技能”发现人物、连缀故事、形塑品格和完成对整个“那达慕”的影像表达,是《那达慕》所追求的。而从各项比赛最终的奖品展示上,我们可以认为,摔跤是最重要的,赛马次之,射箭就更次之。但从影片的表现上,我们看到参加赛马的希日木家笔触最多,也最细腻,摔跤次之,射箭不仅没有典型人物,而且在影片中仅一笔带过。对此,我们说,尽管作者完全可以根据实际发生情况采取详略得当的表达,但作为“三项技能”的完整性,或者说对“三项技能”在蒙古人民中心中所占分量的比重是否与影片表现相一致,这是需要节日影像志作者认真思索、掂量和取舍的。摔跤手的彪悍与敏捷,赛马手的耐力与控制,射箭手的沉着与制胜等,不仅是蒙古族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同时,其中所体现出的技能也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延续的节日活动,被后人们一再仿效、崇尚、学习和传承着。那么,这种“探索”就不仅仅是形式表达的问题,而对于所有的节日影像志来说,要形成其多元性,就必然是以“深描”为基础的节日内涵的发掘与展示。

三、以“深描”为路径,构建经典范例

“深描”作为当代人类学范式转型的一个关键术语,已被学界所广泛讨论,而对于影视人类学界来说,似乎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定海神针。它将影像呈现不仅仅视为一般的文献资料,更可以用之来讲故事。其实,当我们还在讨论视觉与文字在民族志写作上所存在的优劣长短时,作为影视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北方的纳努克》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就已产生,更遑论后来让-鲁什的系列作品所带来的震撼。倒是朱靖江在《田野灵光》一书中针对哈斯特拉普的“照片‘浅描观”的反驳来得更为直接:“单幅照片在某种意义上仅相当于文字写作中的一个‘词语或‘片段,将其与语法结构完整、意义表述清晰的文章相比显失公平。如果我们采用一组语境相关联的系列照片表述某一行为,照片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必然呈现出超越‘形式,指向文化本身的内容。它不仅不会使人产生‘过来和‘走开之类的误解,更可以阐述这一行为的某些文化意义。”它涉及影视人类学的两个重要节点:第一是系列性,第二是语境性。而进一步我们认为,第一是深度实践,第二才是理论的阐释。尽管关于理论的讨论是基础,是让整个影视人类学得以立身的学理支点,但正如“纳瓦霍计划”最后也没能对语言的探究产生多少贡献那样,倒是它的行动催生了世界各地本土影像民族志的诸多实践。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深描”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何谓“深度实践”?长时段的参与式观察与记录,舍此别无他途。就正如怀斯曼和小川申界所作的那样。

“参与式观察”打破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使之既能深入其内,又能超乎其外,更进一步说,它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而影像的记录则将这一过程直接地呈现出来,而不必像文字的事后梳理那样存在着较大的选择性与遮蔽性。尽管我们还有最后的编辑,但如果以“同期声”的方式,而非以“画外音”的方式,我们的勾连就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记录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这不仅是“深描”得以可能的前提,也是判定“深描”程度的基本证据。

而由于节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定性,节日渊源及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个人与集体在节日参与上的不均衡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深描”问题也就自然成为所有节日影像志作者需要克服的巨大难题。如果因为节日仪式的盛大和仪轨议程的繁复而忽视个体的进入和对进入细节的捕捉,那么这种节日影像呈现就基本上是一种资料片;如果因为执着于个体人物及其家庭关系的塑造而忽视节日对这人物及其家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那么这种节日影像呈现就是一个普通的纪录片。就此而言,《那达慕》的总体表现应该是试图超越并有所成就的。但要实现我们所谓的“深描”,还有较长的一段路程要走。

结合上述已有的认识,我们认为,要实现节日影像志的“深描”,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事项是值得注意的:1.以较长时段的田野作业为基础,努力找到较为典型的节日参与者及其所具备的较为完整的家庭结构;2.对人物及其家庭的典型性作进一步的梳理一一普通参与者、社区长者、节日主持者、主祭者等,针对其不同的进入渠道或性质,思考其关联性与叙事的可能性;3.全面掌握节日仪式、仪轨的程序性、空间性、象征性以及所内涵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蕴,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寻找到具有较强表征意义的典型符号(声音与图像);4.多角度纪录节日发生地的人文地理属性、自然生态构造以及经济社会变迁,从而将节日发生学意义与节日当下状况进行有机勾连;5.让本地人发声,而不是专家、学者或作者代言;6.从细节特写进入人物内心,而非一般性的故事讲述;7.以传播、交流与分享为目的,努力建构作品意义之网,将节日影像呈现打造成经典的节日影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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