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
刘佩
摘要 本文以2003-2013年间西方重要媒体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危机的社论报道为分析对象，以甘姆森“诠释包裹”概念为理论依托来分析西方媒体的论述面向与建构特色。研究结果显示社论文本展现了四个主导框架：“国企原罪论”、中国的“特洛伊木马”“流氓捐助者”“国际社会责任缺失”，并深入探讨了每个框架蕴含的框架装置与推理装置。本文最后讨论了框架文本的总体建构特色：首先是刻板印象的强化及因果链的简化，其次是多元化论述的缺乏。
关键词 诠释包裹；框架装置；推理装置；框架矩阵；“走出去”战略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从2003年3月中国“走出去”战略开始正式实施，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国门，境外投资设厂、并购外企，丰富的跨国经营实践也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对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风生水起的海外市场也频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跨国风险。跨国风险对商业组织和国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本文将研究视角着眼于2003-2013年中，与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海外危机议题相关的西方媒体社论。将采用社会建构的角度，并以著名社会学家甘姆森（W.Gamson）提出的“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为理论依托，以质化分析为主，对所有研究文本进行深入解读，以探讨这些社论背后的新闻框架，以及框架背后的深层内涵。
一、理论探讨
（一）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的起源可同时追溯自社会学家对真实的解释以及认知心理学家对“基模”的说法。依Bartlett（1932）的定义，基模是一组以命题形式呈现而意义接近的心智结构，人们用以观察及诠释外在事物、事件或情节，经常以网络相连接的形式储存在长期记忆中。而根据Gerhards&Rucht的理论，“框架”正是一种心理基模，可以被用来解释外在世界的真实，也可以被作为领悟、辨识、以及界定行事经验的基础。
（二）甘姆森“诠释包裹”
以新闻媒体为主要研究兴趣的著名社会学家甘姆森（W.Gamson）提出的“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概念，将框架视为不同元素的组合，是一组具有逻辑组织的装置，并以此避免将语言、立场、社会价值、关注问题等不同层次的分析框架混为一谈。
本文分析架构按照甘姆森对媒介框架“诠释包裹”的理论阐释：他认为新闻故事均有一个主要的叙事框架，对该叙事框架回溯或还原，便可以将此框架中的各类元素划分为“框架装置”与“推理装置”两部分。
明显的“框架装置”也即一系列象征符号，包含的元素有：隐喻、描述、短语、论据以及视觉影像；透过不同的框架装置，框架在媒介文本中被表明，所有可想到的框架装置都直指相同的核心概念，并在中心组织主题的引领下被结合，提供框架包裹一个连贯的结构。
“推理装置”可以是明显的或隐藏的。包含的元素有：问题来源、后果或事件影响、责任归咎、解决方案、道德呼吁。细分这些框架元素可以深究框架背后的文化内涵，框架之间的装置差异以及框架之间的互动——如对话或竞争关系。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问题
本研究样本资料来源于Lexisnexis数据库中的“全球商业及新闻信息”（Nexis）分库。经过反复探讨，最终确定以2013、2014年世界500强中国企业的企业名称、海外危机事件等关键词，删除了重复的评论文章并去掉个人事件或个人经验的报道，留下了西方重要媒体有关中国企业海外危机事件社论（均为英文）共106则，搜集时间范围限定在2003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实施）——2013年。
（一）质化内容分析类目建构
具体而言，框架分析将包括归纳和演绎两个阶段。
1.归纳阶段。将以甘姆森“诠释包裹”为理论依托，依次研读样本文本，首先提炼出最具有代表性的四个高层次框架。高层次框架的设定是以论述中所传递的价值、理念为主。然后策略性地选择一些媒介文本开始分析，持续比对文本，逐步找出明显可见或隐藏在文本中的各项元素，并将最具代表性的装置元素整合为框架包裹。
2.演绎阶段。依序将归纳出的四个框架进行详尽的文本观察与诠释。剖析新闻论述里的隐喻、论据等框架装置背后所反映的推理装置。随后建立框架矩阵（矩阵内的行代表框架，列描述出框架装置和推理装置），将每个框架包裹呈现在框架矩阵中。最后籍由跨议题比较的角度，发掘框架的主要价值观理念，来审视西方主流媒体在评论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海外危机事件时所隐含的共同文化规范，以及框架的建构特色。
3.质化分析将由笔者一人进行文本阅读、分类编码及归类框架，话语分析段落共1788段。其优点在于可以避免因多位编码者阅读而产生的信度偏差，不足则在于受限于单一个人进行资料的整理、分析，文本诠释结论主观性较强，归纳中会出现意义诠释不够准确的问题，这是质化分析的局限性之一。
（二）研究问题
由于本研究结合社会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理论来分析具体文本，因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1.结合甘姆森的“诠释包裹”理论，危机新闻样本包含哪几类高层次框架？各类框架的分布状况如何？是否存在差异？
2.各类框架的“框架装置”、“推理装置”的运用情况如何？展现出什么样的论述特色？
3.各框架反映的文化意涵如何？框架互动情况是怎样的？
三、“诠释包裹”理论视阈下的主题框架分析
（一）“国企原罪论”框架
此类框架报道占本研究新闻分析文章的五分之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西方媒体诠释为“国家资本主义”，以此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型。如美国《新闻周刊》一篇社论谈到“中国领导人所强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一种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混合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此类框架将危机问题归咎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政府荫蔽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凸显出来的种种原罪——“官僚主义”“不确定性”“低效”等等。
本框架的“推理装置”将中国企业折戟海外的责任指向“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综合这类框架报道的主要文章，其框架建构的主要论点分为两类：
1.中国的政党、政府与大型商业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是造成跨国经济和商业矛盾朝着政治和国家安全矛盾方向转化的重要因素。如《经济学人》评论“中国共产党是国内150家大型企业的最大股东，并直接领导数千家其他企业……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最大的失败在于与自由市场原则相悖——将企业转变为政府部门，并同时自动聚集权力并腐蚀它们。”加拿大地方报纸专栏以《资源不应该被出售》为题，对中海油收购加拿大Nexen石油公司一事直言其最大隐忧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将变成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并连连提出两个问题尖锐地质问本地政府：“现在我们已经出售了加拿大自己的石油公司，而为何我们的政府没有这样的坚持，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不应该拥有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到底是什么原则或逻辑引导着我们总理的行动？”
2.国有企业“原罪论”。此类论述强调大型国有企业自身所特有的管理经营、发展运作模式是使其成为中国跨国风险主要承担者的根本弱点。如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称，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步伐雄心勃勃，2020年预测海外直接投资将达到2万亿美元，并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始终无法效仿其竞争者，创造出诸如三星、丰田等世界知名品牌，反映其国内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弱点。”“自1999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的全球战略非常明晰：在国内确保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充许其获取非正常利润并补贴慷慨的银行信贷，令其在外国同行面前能展现优渥的财力。但强大的现金储备优势并不能让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达市场获得长期盈利的立足点。”“中国国有企业的最大弱点是它们真正比赛经验的缺乏。这些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发展能够媲美西方商业巨头的专业技术能力，看似无限广阔的国内市场使其不需跨出国门即可实现瞩目的经济增长。由于风险高、往往不能满足西方最低质量标准要求的产品，使不少大型国企不曾有任何计划进入海外发达国家市场。”
此外，西方媒体认为国企文化冲突也是其进入世界市场的一大阻碍。美国《纽约时报》曾评论道：有实力购买海外资产是一回事，中国企业更需要适应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法律制度，来更好地运作这些资产。也有评论指出，国企过于保守的投资战略，使得其进行成本高昂的风险投资往往很困难，最终使得中国矿产企业在海外达成交易可能很困难。另外，国有企业也需要时间来培养完成交易所需的谈判与公关技能——特别是在世界各国围绕矿产资源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生根的时候。
此类框架同时指出中国海外困境的解决方案应反求诸己，“政府应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国内竞争，允许民企与国企公平竞争，对民企放松银行信贷，并实行严格的监管制度设计以防范政府垄断。”“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其创造力，而非复制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受制于国内大型企业的命运，如果这些企业在竞争白热化的西方市场缺乏重要影响，那中国再维持20年或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模式是极不可能的。”
在“框架装置”上，新闻论述也采用统计数据来佐证观点。如评论引用“透明国际”2011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仅列第75位），援引中国人民银行预测数据——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08年，多达18000名中国官员以及国企高管携款外逃，总金额达1230亿（平均每人600万美元）来说明“腐败文化弥漫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进程”。
除统计数据以外，新闻评述还列举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如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巴西等作为范例来支撑框架论点。并将这些国家以带有强烈负面色彩的词汇“国家资本主义轴心”冠之，并提到“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轴心正在意识形态上获得更大的优势，G20取代了G7登上世界舞台。‘轴心国的领导者们相信，自己有一套程序，能有效融合经济活力和秩序，吸收资本主义精华（圆滑的现代企业和高明的财富基金），回避那些曾毁灭前苏联，并在07、08年威胁美国的经济浩劫。”以此来夸大意识形态对西方发达国家商业市场的冲击。
（二）中国的“特洛伊木马”框架
此类框架重点关注国家信息安全领域与国家能源安全领域的危机事件。此类框架占分析文本的46%，是使用最多的一类框架。
本框架报道凸显一个显著的文化意涵：“来自中国的特洛伊木马”（a Chinese Trojan horse），这是《加拿大邮报》2013年一篇有关华为公司遇挫的新闻评论，并在其他对中国大型跨国公司海外影响报道中频频出现，这个隐喻也比较准确地界定了影响别国安全类危机报道的显著框架。
“特洛伊木马”一词源于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描述。如今这个俗语在西方文化里已经演变为一类隐喻，多用于描述起初看似于自己有益，而实际上却充满破坏性，带有危险性倾向的人或事物。如特洛伊木马病毒，看似没有危害，但一旦安装便会造成整个计算机系统瘫痪。
有关“特洛伊木马”的文本叙事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关中国大型跨国公司，如民企华为、联想等，由于其技术产品的特殊性，在威胁西方发达国家信息安全领域方面遭致众多西方媒体的质疑。他们是全球化时代新矛盾和新进展的集中代表。如《加拿大邮报》中一篇有关华为高层的访谈提到“美国作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电信市场，关心经济间谍和网络安全的国会议员已多次视华为为中国的‘特洛伊木马，危及美国利益”。
第二类是对中国官方的政策话语——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无端指责：如有报道称“2006年，中国为实现其为转变为科技强国的目标发起了臭名昭著的‘自主创新活动，该计划通过‘合作创新或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让国有企业从跨国合作伙伴那里获得关键技术。不令人惊讶的是，跨国公司和他们的政府都视此举为窃取技术蓝图。”还有评论指出“中国是利用其诱人的市场前景，吸引国外跨国公司进入并放弃有价值的技术。”
从推理装置上看，此类框架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政府。如2013年印度《金融快报》曾发表名为《中国的强硬战略》专栏评论，分别列举来自航空工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两个案例来说明“中国如何利用不公平规则和条例来支持其迅速崛起。”航空工业如2012年GE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合资成立航电企业，为争取其后4000亿美元商业航空市场，通用电气将不得不与中国国有企业分享其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政府把资金投入重点行业，强迫国外投资者进人其他企业或参与其他技术分享安排作为入门门槛。这些公司将面临严重的商业风险。一旦中国企业获取了关键技术能力，他们将在政府和国有银行的援助下，采取大幅度推低价格以及降低制造成本的方式，从而削弱国际竞争对手。”而解决的方法则是号召美国与其西方盟国行动起来组成联合阵线，在日益全球化的商业社会利用经济制裁这种有力手段来对抗中国威胁。
综观此类框架的论据以及因果关系推导项目，可以发现大量项目缺乏框架说服力。
（三）“流氓捐助者”框架
此类框架将问题界定为：“中国在非洲各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修建大量基础设施，其目的是以此作为‘交换条件，牢牢控制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对非投资也是远远弊大于利。”其新闻评述将问题来源诠释为中国对非“基建换资源”的投资模式实为中国的总体战略，这种“总体战略”的观点还支撑了如下假设：中国企业的投资都由北京在幕后操纵，这些投资唯一的目标就是将自然资源运回中国。如《经济学家》所言：“中国正在修建大量基础设施——这大概是为了帮助其获取中国企业飞速消耗的自然资源。”
综合此类框架中的报道文章，谈到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在非洲的运作方式问题，有三大类型例证：
1.中国对非洲的大量投资与援助，全是为了石油、矿产、资源。如有记者报道，中国正在资助“医院、水管道、大坝、铁路、机场、酒店、足球场、议会大厦——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中国获取原材料有关”。还有报道称，中国对非洲的兴趣似乎仅限于资源丰富（或“被资源诅咒”）的国家，中国正在试图牢牢控制非洲的自然资源。
2.“流氓捐助者”（rogue donor）、“机会主义者”等一类带有明显隐喻色彩的“短语”在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对非援助的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此类报道中盛产石油、长期内战的安哥拉成为西方媒体谴责中国参与非洲发展的一个主要例证：内战结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安哥拉提高石油收入透明度，开放杂乱无章的账户接受检查。2004年安哥拉被逼进墙角马上就要就范的时候，中国介入进来，向安哥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由于数额巨大，安哥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抛在脑后，接受了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援助，安哥拉才没有了清除腐败的压力”，一则典型的新闻总结说。在此类报道中，谁扮演了反面角色一目了然。
“流氓捐助者”还被用来描述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提供的支持使流氓政府得以盛行。苏丹和津巴布韦成为佐证此类观点的典型国家。而中国在此扮演的角色被西方媒体归为三类：投资、出售武器和政治庇护。外媒在有关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相关报道，也反复提到其出售武器给津巴布韦。但也掩盖了其他国家仍然活跃在津巴布韦的事实。还有不少报道提到中国在苏丹问题上遭非议：如报道称“中国使苏丹逃脱了因达尔富尔谋杀应受的惩罚”，指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国与苏丹间的关系成为人权活动关注的焦点。知名人士均指责中国是美国所谓苏丹种族灭绝的主要“推动者”。理由是：中国购买苏丹的石油使苏丹得以购买中国的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对付达尔富尔的叛军。
此类报道及评论以道德谴责的方式，错误地夸大中国的援助计划以及“流氓政府”获得了中国大量“不带任何条件”的援助，并认为中国本来能够很好和更容易地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能力，担当一个有说服力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3.中国在非制造业领域投资并未催化当地发展，反倒对非洲本身脆弱的制造业予以重拳一击。某些新闻漫画还呈现了这样的视觉形象与隐喻：一只卧着的老虎（代表中国的“亚洲虎”）将爪子伸向非洲，爪子下面是一些畏缩的工厂。还有美国记者写道“中国已经破坏了尼日利亚羽翼未丰的塑料工业，”《中国经济季刊》也断言“几乎所有中国制造企业建立的工厂都不雇用当地工人，”类似论断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支撑。
目前，大量西方媒体在中国企业非洲投资的报道框架上已经形成了定式思维：“欧洲投资银行谴责中国的不道德贷款”“中国对非援助可能弊大于利”“中国如何接管非洲，为何西方应深感担忧”。这些谴责甚至以不同的方式一再出现在各类报道之中。
（四）“国际社会责任缺失”框架
此类框架占社论观察文本的。本框架的新闻论述多聚焦在“走出去”企业对当地资源环境、生态、劳工状况等缺乏大型跨国公司所应有的重视了解和关注，使得不少海外项目中途流产。其刻画“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典型”“未担负起大国责任”等负面形象的方式是不言自明的，试图藉由隐藏的文化共识来完成形象建构。
在框架装置部分，论据部分采用铺陈数据来佐证观点的并不多。而为数不多的数字论据其消息来源也多来自于非官方的NGO组织——如澳大利亚《时代报》指出中国华能集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企业，排放量达3亿吨，其引用数字就并非来自于官方信源，而是“碳监测行动”NGO组织的网页数据，这也使得其论点显得武断而零散。但文本在字词、短语选择上多呈现负面意义，如“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只关心自己的能源需求，不考虑缅甸生态需求”“耗能大户”等词句，以此凸显全球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成为中企海外项目遭抵制的根本渊薮。
使用隐喻方面，则以夸大中国能源需求的比喻最为普遍。如：“圈油的饿龙”“把熊猫这种每天用16个小时来啃竹子的动物作为中国的国家象征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国就像是一只活力十足的熊猫，时刻担忧着自己下一顿竹子该去哪儿找。”透过此类隐喻，实质的履行全球社会责任问题得以与急于攫取资源、只顾从现行国际制度和国际市场获利而罔顾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的中企海外形象相联结，通过文化想象来彰显矛盾危机的严重程度。
责任归咎方面，此框架文本对海外社会责任缺失这一负面问题的推理装置运作相较前三类框架文本并不具体、明显。英国《金融时报》在评价中澳铁矿项目遇冷问题中，曾将责任归咎于两个方面，较为准确地代表了此类文本的归因面向。首先是认为中国企业在国内长期享受着安逸的市场环境，而一旦走出国门面对突如其来的激烈竞争往往猝不及防。不仅缺乏在不同于母国的环境中工作所需的专门技术和管理技能，海外劳工法律和合同性质方面的文化差异尤其令其苦恼。此类一系列常见的困难反复阻碍中企在海外的努力并引发严重的误解。
其次是以中企海外项目的运作管理模式作为此类危机的另一咎责对象。值得关注的是，为佐证观点，不少社论将日本海外项目的运作模式拿来作比较：如“日本企业学会选择持有少数股份，更多地依靠当地合作者；而中国企业则希望能够左右它们在项目中的命运，寻求控制权，这使得项目谈判经常会出现冲突。”又如有社论评论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在缅甸建设密松水电站项目遭致当地政府、民众的抵制事件，认为中国建水电站完全以本国经济发展为至上，只关心自己的能源需求，罔顾对缅甸生态的破坏，不仅使其母亲河伊洛瓦底江命运堪忧，更会将缅甸变为“不只是自己的卫星国，更会成为中国的藩属国”；而日本却被认为“能更好地帮助缅甸实现可持续发展，给当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更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商业合作伙伴的更好选择”，受到上至政府下至基层百姓的欢迎。此类比较论述也反映了西方媒体在媒体场域中论述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逐渐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通过隐喻、例证，凸显中日两国在新全球经济体系中追求领先地位的竞争态势，企图离间中国与邻近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刻意强调胜负的叙述口吻，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承担他们指定的责任，利用自身的舆论优势，逼迫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
四、延伸讨论
除针对各框架文本包裹元素进行深入探讨外，本研究也将这些组成元素汇整出有关中企海外危机社论报道的框架矩阵，以列出框架包裹中文本各类组成元素与推理装置之间的逻辑关系。如表1所示，矩阵内的列描述出框架装置与推理装置，行则代表具体的框架类别，整合为框架包裹。（表1）
回归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观察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如何通过社论建构中国企业海外项目危机议题的过程，我们通过观察文本被框架化的过程，透过抽丝剥茧的新闻框架包裹组成元素的剖析，进一步探究其意涵。最后本研究将从两个面向探讨议题框架在建构过程中的论述特色，分析框架分析结果的意涵，以此作为本文的代结语。
（一）刻板印象的强化及因果链的简化
本研究通过对各类框架的框架装置的推敲后发现，社论对海外中国企业形象多通过各类负面词汇的选择、负面色彩隐喻的使用来呈现，明显带有贬抑及歧视的口吻。当然研究也发现不少歧视论述的产生并非主动来自媒体，有时多源自媒体所引述的权威消息源。而新闻论述却缺少对核心价值观以及冲突问题因果链的深入探讨，因此在责任归咎的部分，传统对中国企业的刻板印象往往跳脱出来成为检视的标准，在缺乏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将海外项目的失败归咎于企业自身的原罪及刻板形象，简化了危机问题的发生情境或原因。在新闻论述场域中也缺乏公共讨论的机会，媒体守望监测的角色也存在缺失，此为西方媒体呈现本议题的局限之一。
（二）多元论述的缺乏
媒体社论作为社会集体思考问题的管道，其文本是否能展现多面向观察的视角，包括广度与深度，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焦点。然而比较社论框架各类别的比例后得知，影响别国国家安全的“特洛伊木马”框架与“国企原罪论”框架论述占比为66%，大大超过其余两类框架。前述的多元化论述呈现仅仅流于表象，对中企海外项目危机的原因探讨仍聚焦于对意识形态类归因的主流框架，而这两类主流框架在责任归咎方面缺乏科学论证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却极有可能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受众理解危机问题的唯一想象。
除此之外，“国际社会责任缺失”框架本应是真正能够在社论文本中呈现多类型冲突、探询更多责任归因面向的论述类别，却在本研究框架分析类别中所占比例最低。其论述主题大致围绕在海外项目的劳资纠纷与艰难并购等问题上，框架文本通常在一开始就指责中国企业海外项目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轻视，文章中、末段通常会强调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将造成的影响，但论据方面缺失必要的排放数据、对当地经济冲击证据，也并没有将论述重点放在危机问题的责任归因、解决方式探讨上；以及列举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立场、诉求、消息来源等论点以展现意见分歧。由此观之社论文本在整体论述力道上、议题建构上缺乏多元化的论述面向。
本研究仅局限于对危机议题的框架文本质化分析，未来有关本议题的框架内涵探讨、框架互动与文化意涵的深层次探讨，均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研究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