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形象的媒体传播策略

新闻界 / 2018年04月13日 11:51

新闻

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媒体传播策略

吴三军

摘要 本文分析了央视关于德国教育志愿者卢安克的两期专访报道,从表现形式和人物动机把握方面分析了其有创新与独特之处,同时揭示了在当代典型人物报道弱化背景下这一案例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典型人物报道;动机;表现形式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卢安克,一位志愿支教中国农村学校的德国人。长达十六年的无偿支教生涯,使他获得了“洋雷锋”的称号。他关于教育问题思考的博客拥有诸多粉丝,有人甚至强烈支持其加入中国国籍。直到2013年,这位志愿者才因个人问题不得不离华。期间,央视《面对面》和《看见》栏目先后两次由柴静专访卢安克,纪录了这位志愿者不一样的心路历程。而对于如何树立此类“先进人物典型”的形象,准确而适当地诠释其内涵,两期节目也给出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尝试。

一、温暖而诗意的表达

生活中总是不乏令人心生感动的真实的人物,但除了其身边人士以外,多数人还是通过媒体知道和了解的。那么,经过了媒体的描述与传播之后,是否依然保持这种感动呢?是提炼提升还是扭曲变形?这里,媒体人表达的技巧便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相对于以奇异、暴力等元素为特点负面新闻,正面人物报道在吸引眼球方面有着某种天然的劣势。尤其是在卢安克这个案例中,这种劣势尤其明显。首先,这个人物除了十几年坚持作一件事情,没有其他诸如抢险救人之类的创举。更重要的是,卢安克本人的讲话方式也缺乏通常意义上的表现力,甚至显得有些木讷。这对一档以访谈为主的节目来说,简直是致命的。

尽管如此,编导仍然会尽量在其中挖掘某种悬念或冲突加以适当渲染,以达到吸引眼球的作用。

例如,在《面对面·志愿者卢安克》中,主持人的开篇串词即体现了这一点:

“在广西一个最偏远贫穷的山村里,有一个叫卢安克的德国人。十几年来他一直和当地的留守儿童呆在一起。教他们学习。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几乎一直在拒绝媒体的采访。本期面对面,卢安克十年当中第一次接受电视访问。”

在这段文字里,“中国最遍远山村”、“德国人”、“十几年”这些关键词串联在一起,无疑给了观众一种收视期待。而关于卢安克对媒体的回避,以及第一次电视访问这些信息的提示,又更加突显出人物的某种不确定性和神秘感,从而提升收视兴趣。

然而,毕竟卢安克的故事不是法制栏目里的传奇与诡异,而是关于心灵与理想的思索。若想打动人心,必需找到一种适合该主题的路径与策略。为此,编导者为全片奠定了一种温暖且诗意的表达风格,展现出某种柔性的力量。

(一)大山的意象

对于大山,既可理解为是交通阻隔、贫穷闭塞的象征,也可以视作远离浮华,心灵栖居的所在。显然,卢安克已然是在大山深处找到这样一个所在。而对于编导者而言,其任务便是要把这种抽象的意味以具像的形式展现出来。

在两期专访节目中,除了镜头自然纪录到的大山以外,还有一些显然是经过编导设计和选择,用以突显主题的。

《面对面·志愿者卢安克》的主采访场景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柴静和卢安克面对面各自坐着一条农村特有的小板凳。编导在分切画面的时候除了通常使用的两人各自近景画面以外,还不时穿插着纯侧面拍摄的两人全景镜头。事实上,这种角度在通常在访谈节目中虽不能说是异类,但也的确不是经常出现的,但在本期节目中却是自然而适当的。这是因为,正是在这种角度的镜头里,观众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远处屏障般的大山的存在,并且和前景的人物形成空间上明显的层次感。这种层次感让人体会到生活在这种群山阻隔中的人们有多么的不易。

在采访的结尾,编导设计了一个极富象征和唯美意味的场景。夕阳西下,晚霞似火。卢安克扶着学生的剪影,映衬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卢安克的采访同期被设计成了画外音,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他十几年从事志愿者事业的一段总结——“一个人如果自己献给了全人类,全人类就是自己的后代。”

(二)独特的人物形象

如果说绵延大山提供了一幅暖色调宏观背景的话,那么卢安克和他的学生形象就像烛火,传递着一种虽然微小却依然温暖的亮色。

《看见·告别卢安克》中有一段群体采访,是柴静面对卢安克和一群簇拥在他身边的孩子,地点选择在一处房子的谷堆上面。不知道这一场景能让多少人联想起那首著名的老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通过下面这段节目编导对采访花絮描述,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一场景背后传递出的些许温日爱。

“对孩子的群体采访在谷堆上进行,孩子们几乎没有一刻安静得下来,永远在欢腾地打来打去,男生都七横八歪靠在卢安克身边,女生一近前就大喊“男女授受不亲”。女生们则坐在另侧,在麦堆里挑拣麦秆,把表皮剥开,露出里面嫩嫩的象牙白色的小管子,放在嘴边做成小哨子,一吐气就能吹出呜呜的声音,她们做了几个,送给柴静,看谁吹得更响。”

在一般的理解中,德国人的个性向来有些高贵、自信,甚至因此而略显傲慢。然而,卢安克的眼神传递的却是平静、谦和甚至略显谦卑。我们从中分别感受到一种普通农民特有的神情。这或许与多年在中国农村的浸淫有关,而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一种心态使然。

卢安克的说话方式也有些特殊。尽管会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他讲起来永远是那么慢速、低缓,语调几乎一成不变,犹如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比起一些明星大腕在镜头前的语出惊人,卢安克似乎给人感觉沉闷。正所谓“眼神是心灵的窗户”、“言为心声”,用心的观众不难在这平静背后品味出些许诗意来。

正是有了上面这些辅垫,观众才能真正体会《看见·再见卢安克》最后那段饱含意味的结束语。这段话来自卢安克本人的博客,他这样说到: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二、动机源于价值观

好人为什么作好事?关于动机的追问,恐怕是关于此类报道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观众最希望得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由此观照关于两期关于卢安克的专访节目,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一个有着迥异于主流价值观的德国志愿者人如何在孤单且又快乐地践行着自己的价值。

以往先进人物报道中,乡村教师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形象。然而,多数仍然限于“蜡炬成灰”的悲情之中缺乏其他层面的深度挖掘。编导更加注重渲染环境险恶或身体疾病对主人公的考验。

卢安克身上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几年前在支教的山区坐拖拉机出车祸,险些丧命。然而,在《面对面·志愿者卢安克》中却是一笔带过,编者似乎更加关注的是这位德国人十几余扎根中国农村的价值观因素,及其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这是本片在角度设定上的一个重要取舍,也充分体现了《面对面》、《看见》等栏目一以贯之的深邃、冷静的报道特色。

说到卢安克的价值观,一个字加以概括就是“慢”。

采访中,柴静在发现自己的提问触到了一位同学的软肋时,她很真诚地问卢安克:“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卢安克也很真诚地回答她:“如果有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人生不用那么急,慢慢来,有一辈子可以用。”

这种慢哲学也一定程度上是卢安克对当下中国教育体制的一种思考与批评。在《面对面·志愿者卢安克》的最后,柴静引用卢安克博客上的一句话提问,为什么他认为中国人从城市到农村人都太着急了。卢安克回答:“来不及打好基础,就想看到效果。这是一个长大的过程,不是那么快就达到的效果。小学老师一批一批,他们都是看不到成果。”

卢安克的这一哲学似乎也感染到了他的学生。在《看见·再见卢安克》中,柴静问到时,一位小学生以一种仿佛与年龄不太相称的世故口吻说到“一步一步来,急急不成事”,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然而,笑过之后,用心的观众不难体会到,卢安克的慢哲学不正是中国教育集体焦虑症一个巨大反衬吗?在应试指挥捧引领下,在优质资源的争夺中,千万家庭和孩子不得不在夜以继日的补习考试中,牺牲掉孩子应有的天性与自由。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多数人苦苦奋斗,渴望从基层上升到城市,而卢安克却在走一条相反的路径。这位汉堡的年轻人不仅主动从发达国家来到发展中的中国,并且从县城中学一步步地退回到村小学。因为只有在最基层的农村学校,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抛开应试和分数压力,实现自己的以与“孩子的天性合作”(这也是卢安克撰写的一本教育研究图书的书名)的教育理念。

这种慢,还体现在对待人的非功利性上。柴静有一次随卢安克到一学生家中家访。学生最初很卖力地劈柴生火,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些不高兴。这是因为最初孩子只是想为大家取暖。而当最后摄影师为了拍摄效果要对柴火加以过多摆布时,孩子们感到了某种目的性的伤害。这段本来是幕后花絮性质的段落,最终也在片中呈现了出来。这件小事最终还是体现了卢安克的理念,即“有了目的故意去作,没有效果的。”

《面对面·志愿者卢安克》的开头一段纪录场景中,孩子们像猴子一样挂在卢安克身上,任意地揉捏抚摸,亲切地叫他“老爸”。这种几乎零距离的接触,这也与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师道尊严看似有些格格不入。然而,也正是这些身体语言体现出除了“慢”以外,卢安克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层面——那就是爱。

作为全世界通用的一种情感体验,国人对于爱也许也并不陌生。但据一些背景资料的介绍,卢安克自小在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因此他所表现出的这种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普爱精神。此外,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实际上来自国名叫华德福的国际教育机构,而华德福教育的核心同样是某种宗教哲学。作为一档追求深度的栏目,按常规《面对面》似乎应该继续对这种爱的渊源作进一步挖掘。然而,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宗教问题的敏感性而被节目编导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有些遗憾。

三、对典型人物报道思维的启示

对诸如卢安克这样的“好人”进行专题性质报道,在我国已经形成一种特定的报道类型,叫典型人物报道,或先进人物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这种报道的确起到过塑造典型、激励人心、促进良性价值观形成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播观念的变化,典型人物报道的衰落态势也日益明显。自改革开改以来,“典型人物报道陷入了发展低谷,典型人物报道的数量在不断下降,篇幅在不断缩减,其实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弱化。”

这种衰落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模式化思维对人物可信度的负面影响。在试图解释人物行为动机上,以往媒体习惯上从政治角度入手,陷入泛政治化桎梏,似乎所有的善行义举都是在党的感召下完成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倾向得了不少纠正,但同样又陷入另外一种道德圣人化的误区。看完此类报道,受众的印象是这些人物完全被架到了道德的至高点,只可仰望而不可模仿。在此,笔者尤其反对媒体给人物贴上诸如“道德标兵、道德楷模”之类的标签。如此一来,不如影响受众对人物的可信度,对被报道人物本身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一旦被冠上之类名头,便不可在道德上犯一丁点失误,否则便会横遭质疑甚至贬损。

此外,对所谓的先进人物报道也有可商榷之处。因为所谓先进实际上暗含着与落后相对。这在“新闻即宣传”观念盛行的时代是有其合目的性的。因为传播者总是试图通过表彰先进以达到鼓励后进者的目的。

然而,在一个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年代,受众从也更倾向于了解并体悟某种对等的差异,同时排斥对高下优劣做出简单的评判。这一点,在柴静专访卢安克的报道里可以明显感觉得到。

这期《面对面》的题目《志愿者卢安克》便体现编导者的某种平视的视角。这里,笔者较为倾向于使用“志愿者”这一提法来概括此类好人典型的身份与动机。所谓志愿者,更强调其行为的自愿性和非强迫性,而不是道德上的优越感。换言之,志愿者无非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正如卢安克在自己博客里所说的那样,“其实我很自私,因为我是为了自己的兴趣选择最适合的环境。”而他之所以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也只是因为他的兴趣实在与芸芸众生的志向截然相反而已。

关于志愿者还有一个跨文化视角的问题。志愿者的概念在我国还是个新兴产物,而在当下普遍感觉道德滑坡的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引人注目。而在西方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宗教及文化方面的原因,志愿者活动已然非常普遍,并深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具体到卢安克本人也是如此。他一家兄妹三个都没有常人理解的正式职业,而是在全球不同地方作着自己认为有益的志愿工作。理解了这一点,可以帮助媒体以一种更加全球化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报道对象,从而增加一份客观与真实,避免一些盲目与拔高。

参考文献

[1]范范,暂别卢安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cbfd5010164c2,html,2012-10-30,

[2]周国林等.形象塑造与社会认同:正面人物宣传报道的社会效果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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