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新闻界 / 2018年04月12日 09:39

新闻

微博参与社会治理研究

摘要 微博在中国社会的强劲发展成为世界新媒体应用中一道独特的媒体政治景观,从微博到“微博中国”,意味微博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微博通过重组公众,契合了社会管理的组织化需求,使得微博参与到社会管理的有序化进程中成为可能。

关键词 微博中国;社会管理;组织化需求;重组公众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谢进川,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24

新时期我国提出的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包括微博在内的传播参与。作为国家的社会管理体系及能力建设的需要,本文关注微博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微博如何契合了社会管理的需求,使得微博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成为可能。

一、从微博到“微博中国”

尽管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热捧过“报纸中国”、“广播中国”和“电视中国”之类,但我们今天说“微博中国”并不为过。

“微博中国”显示了对微博情境下中国体验的强调。由于“中国体验”力图关注在“现代化转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茫然甚至创痛?”微博情境下的中国体验就表现为现代化转型中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精神、欲求、愿望、人格、喜怒哀乐在微博场域中的表现,如何展示他们现实遭遇以及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茫然。事实上,微博既传播着,又记忆着,从而也构成一种记忆的传播。微博记忆作为主观历史的表现形态之一,从更小的界域呈现书写文本,言说老百姓自己故事,表达特定的生命体验、社会认同和社会梦想。也恰恰是通过对记忆的讲述,无论对于百姓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是“支持记忆、保存过去、激活以往体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这种讲述不仅仅是关于回忆的体验,也是对过去的材料的删减、选择,用以建构特定认同的体验和价值内容,从而可能影响未来的行动方向。

而那些“关于过去的创伤和荣誉的表述加强了个体与社群之间的联结,其中所包含的对于社群的威胁可以转化成冲突的动力。”如此看来,“微博中国”还蕴含了其政治性一面。微博在中国社会的强劲发展成为世界新媒体应用中一道独特的媒体政治景观,进而成为了中国另类媒体运动实践的一部分。中国公众对微博的偏爱,传统媒体与微博的结盟,加之国家层面针对微博的开放性理念等,最终让中国发展进程深深地打上了微博烙印。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作为国家对社会吸纳的进一步肯定,2013年11月12日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则明确了社会管理的社会治理理念及其相应要求,认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显然,这里并不限于将包括微博在内的社会场域作为对象进行管理,而是包括作为行动主体和社会治理资源的管理。进而,微博也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被动变量,微博被纳入到国家社会整体意识的框架中,甚至被视为是参与到社会管理的重要社会力量。

二、社会管理的组织化需求

组织被认为首先与集群的理性紧密相关。因为“只有在人类社会中,集群现象才获得了理性的形式,这就是组织。”其次,从组织发展的历程来说,它也经由了从混沌同质到差异化不断形成的过程,藉此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按照相关研究观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促成了组织间的领域性,地域差异以及基于地域差异的文化认同差异,但工业社会中组织间的主要差异在于领域性(即社会中的组织和国家之中的组织),进而社会组织与国家机构又进一步分化成了私人组织、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并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表现相互间一定的融合过程。在今天,我们还会看到组织本身在形成方式、互动方式方面的改变,并进而影响到其组织价值理念、成员意识和行动效率的变化。

但中国社会经由单位制的解体,从实际的社会运行层面来说,已经去组织化。于是,国家的传统动员优势大大削弱,作为一种组织而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也一度式微。作为真正意义上有组织的动员,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和行政及事业单位中,而非一般意义的社会领域中。除非,因为特殊的事件激发了特定的情感或价值感才可能实现非常规性的动员。这种状况直到近些年对社会组织有所重视,以及国家在制度层面的刻意顶层设计才略有改观。

这一局面使得社会的组织化进程与社会的组织化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导致公众不断寻求新的补偿路径,微博在于以跨传播类别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泛公众的自我组织化这一需求。而中国社会管理的格局在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但社会管理的有序化进行本身也有强烈的组织化需求,在线下的组织化进程缓慢以及组织化效果不佳的时候,线上的组织化被国家有选择地加以为我所用。

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看到的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服务提供了这样一个组织化的网络技术可能,搭建了人群可能汇聚的通道,进而重组了公众。“社会性软件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组建群体和共同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微博产生的组织化主要表现为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但在表现其私人利益、特定群体性利益的同时,也不断强化其公共性特征,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作为社会管理双重主体(国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

三、微博重组公众

微博重组公众的过程具有二重性表现。一方面“那种将人们从现代社会机构中抽离出来的力量,自身也变成一种促进个人化的新‘社会机构。这是一种孤立、多元的个人叙事,是一种依赖众多机构、处于恒久‘抽离一再嵌入的状态,是不得不自我负责的个人化生活。”另一方面,微博在带来了碎片化的同时又在实现新的聚合。微博政治的动力莫不是由于其聚合的特性。如果借用鲍曼关于液态现代(liquid modernitv)和固态现代(solid modernitv)词汇,微博主体的传播流事实上一方面以液态的方式满足了现代的流动性需求,另一方面又以固态的方式实现了传播流的势能。从某种层面上说,现代社会不仅是存在传播之中(杜威语),更是表现为社会被卷入到传播流之中。当然,这种固态化的方式也依赖于微博传播技术对人际关系的模拟,达到了网络化的方式生存状态——我们相距甚远,我们并不相识,但我们又很近,似乎就是邻居。简而言之,人们日益通过包括微博在内的网络得以快速地实现共同体存在的实在性。

就微博重组公众后的集体行动能力来说,其行动的势能有自身的生成逻辑。很大程度上,微博是以议题(事件)的方式推动了公众的组织化,以“众”的方式恢复了公众的社会政治力量感。在中国社会语境下,“众”本身往往就是一种显示力量的存在方式。所以,在中国过去的话语中才有“人多势众”、“法不责众”的说辞。虽然在传统的权力观念及其运作中,“‘势是‘权的力量范围,是由‘权决定的,势意味一个人、机构或行为一旦获权之后所能够得到的待遇以及发挥影响的程度”,但这个意义是基于以“权”为起点对“势”的考察,从而“势”本身成为衡量“权”的实践性指标。但如果以‘势为起点考察,会发现“势”是可造的,“势”也是可借的,且“势”可顺应而起的。微博借势的常见做法是@知名人士进行转发或评论,特别是通过评论名人的话题倾泻自己想要表达的议程。尽管中国的知名人士除非为获得特别的传播力量需要,一般很少对普通微博公众的传播行为进行具体的互动,但@知名人士本身就容易实现知名人士粉丝群曝光。如若被部分粉丝关注或采取相应的传播行动,借势传播就宣告完成。众多弱传播关系通过星星点灯的方式实现扩大传播,一旦达到特定的传播临界点便实现传播力的跃升。但不管是“众势”、“借势”还是“顺势”,如果“势”本身到达一定程度的话,就能成就特定的“势能”,导致与“权”之“势”(即权能)相制约、抗衡和对峙。显然,两种情形就不是简单的“权”与“势”的转换问题,而是表征了微博组织化力量与一般权力力量的不同生产逻辑。前者直接促成了微博公众政治效能感的提高,成为微博参与社会管理的主观性认知基础。

微博对公众的组织化通常遵循不同的动员方式。研究者一般将其主要总结为框架动员、情感动员和共意动员,对于框架动员则主要是“通过标注功能,即强调和突出某种社会状况的严重性和不公正程度;‘归因功能,即为某个成问题的社会状况找到罪魁祸首,并提出解决方案。”应当说,此作为单纯的机制归纳是没有问题的,但如何将之放在其彼此的关系中进行把握更符合过程性考察的动态需要。经验的事实表明,认知动力和情感动力二者共同促成共识产生,进而导致一致的行动。即共识是动员的结构、表现和到达行动的中介机制。在近些年的微博公众行动事件中,人们很容易洞察到这一点。

事件的仪式化是微博快速实现公众聚合的重要策略。敏锐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媒介事件实质上是仪式性媒介事件(ritual mediaevents)或媒介化仪式(mediated rituals),媒介事件能定期引发社会关注,聚焦社会中心的超常共同体验,包括共同收看与认识集体价值。媒介事件作为一种仪式,已成为整合社会的中坚力量,将高度分化的现代人凝聚在一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跟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和威权政治下存在的小事化大的造势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也跟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等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和群众的诉求得不到及时反馈有关。对力主改革的阶层的人群来说,往往还并不将事件局限于特定问题本身,而是仪式化地将“事”事件化,进而以事件为契机推动社会局部或深层变革,以期重新调整现有的社会政治关系。

在具体的组织化过程中,微博公众参与的程度存在差异。有些是深度卷入,有些只是旁观者,但在一些学者看来,旁观者也很有必要。因为微博的聚众影响力,前提是能聚集起足够的人气,否则微博的力量无从谈起。进而,一些学者直接认为“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认为“围观包含了一种彼此看见的含义,包含着见证和记忆的力量”。同时,与有目的被组织起来的微博动员不同,单纯的微博围观呈现不同的面向:或者遵循组织的动员路径参与总体性聚集下的观望,或者直接通过认知动力或情感动力越过共识直接指向行动,表现为分散后的行动聚集,并在爱、恨、信任、悲伤和羞耻等不同取向的情感激发下实施不同的策略选择。因此,尽管围观本身具有短暂性、脆弱性和行动惰性等社会政治的局限性,但微博围观仍旧以惰性的方式凸显了集体性传播力量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也未必形成了真正的、系统的监视政治,却因围观的凝视产生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压力感。于是,它本身往往又成为了公共风险事件,社会管理的其它相关主体也不得不对之社会政治效果进行评估和作出必要的回应。

总体上来说,微博公众通过重组公众实现社会的组织化生存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诉求优势。即与单独的个人相比,它的成本较低;与政党相比,它更贴近利益表达的实质;与定期的选举相比,它具有持续不断的优点。同时,结合历史与现实需求来说,微博对国家的制衡互动也十分必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来,人们从战争时期的严密组织动员到建设时期初期的全能主义的国家强势动员模式进行了分析,特别指出它所面临的困境。即“由于中国缺乏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体制形成纠偏与制衡能力,全能主义体制一旦被专权者动员起来推行大跃进与文革乌托邦,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缓冲、制衡与抑制灾难性政策的能力。”加之中国官僚制运行中非正式关系超级发达,出现这种社会纠错和社会制衡十分必要。可以观察到的是:微博条件下的组织在稳定性、吸引力、凝聚力和动员力等方面与现实的组织性相比,呈现出一定的差距,但仍然以微博式公民社会的方式崛起,显示出较强劲的纠错和制衡力。

四、结语

依照一般观点,现代民主须要有物质性的前提条件,具体包括“达到一定程度的教育水平,财富的平均分配,当然也包括一种民主的、电子化的媒介公共空间的维持。”对中国管控制度来说,微博是以“例外”的方式实现了其社会政治化生存,提供了这样一种必要的物质前提。

就媒介产生的历史进程来说,微博主要是以补偿性媒介的传播平台身份出现的。补偿性媒介的提法最初来自于莱文森(Paul Levinson)。“因为我们能评估利弊,也许能发明并运用新技术即补救性媒介,借以改良得失的平衡,使之对我们有利,哪怕是微弱的优势也好。”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受到社会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与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社会观一脉相承。但微博显然在补偿的基础上超越了媒介技术的发明本身,其正在以媒介环境的方式不断作用于中国,进而以动态的方式又形塑了微博的社会地位。如果说大众媒介传播过于强调信息传播的逻辑和结构难免导致有时出现信息偏向的话,微博信息传播的碎片则丰满了一些必要信息的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而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框定了我们的生活边界。正因为有了微博促成了微博化公众生存,在今天中国关于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中,作为中国梦的主体性承载者的中国公众们就这样以新媒介为契机激发了民主政治进程想象。特别是当国家在社会管理中深化治理理念的同时,不断纳入微博技术对国家机构的运行进行效率化改造的时候,它更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积极互动,并促进社会管理工程的完善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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