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工人报》复刊-湖南工人报 迎来复刊60周年 中华总工会发来贺电
吴秀娟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898年3月成立（党的一大只有9位代表），但只是宣布了党的成立，产生了一个3人中央委员会，指定在基辅出版机关报《工人报》，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中央领导机构很快被沙皇警察破获，《工人报》尚未出版即被捣毁。蓬勃发展的俄国工人运动普遍存在着分散和自发倾向。列宁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正遭流放或在国外，党还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一时期俄国工人运动中“经济派”的机关报是《工人思想报》，该报1897年10月至1902年12月依次在彼得堡（1-2期）、柏林（3-11期）、华沙（12-15期）、日内瓦（16期）出版。编辑部主要成员有卡尔·科克、尼·洛霍夫-奥尔欣、康·塔赫塔廖夫、弗·伊万申、阿·雅库波娃等。
该报创办人、彼得堡独立工人小组领导人波利亚科夫在第1期的《工人思想报》上阐述了办报宗旨：本报“应当反映当下工人的生活”，“唤起他们对周围事物的关注，鼓励其说出自身所求并敢于用揶揄嘲笑的语言抨击沙皇专制制度”。该报要办一份“纯工人的报纸”，号召工人起来反对“专横的资本家和政府”，主张“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业”；对党的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认为“党组织的领导几乎清一色是知识分子，而他们往往不能洞察工人的需求、意图、心绪，常常忽视工人的意见和愿望，有时，甚至在处理组织内部事物时，从不与没有进入核心领导层的工人沟通商榷”。《工人思想报》认为知识分子利用俄罗斯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条件确立了自身在组织内部的绝对领导地位，并且将工人排挤出了领导层。
该报的资金一是工人群众捐款；二是一些希望借《工人思想报》的出版弥合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裂痕的私人捐款。由于报纸“反映当下工人的生活”以及“表达他们的真实诉求和意愿”，从而迅速获得工人的同情与支持，被视为自己的报纸。工人们把工厂里发生的形形色色的违规现象提供给编辑部作为素材。他们乐于见到报纸“说出他们的想法”。最初几期报纸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知识分子的理解与支持。劳动解放社主要成员维·伊·查苏利奇在《劳动者报》第7期上发表文章赞扬她看到的第2期《工人思想报》，称其是“工人自己书写，自己编校”的报纸。
1898年1月8日，《工人思想报》编辑部被沙皇警察破获。花匠卡尔·科克和波利亚科夫秘密重建编辑部。科克是工人运动的忠实拥护者，但对革命知识分子却极不信任，认为其不具备阶级属性，由他们来领导工人运动是不可靠的。科克把报纸的印刷业务迁到柏林，所有校样材料都由科克从彼得堡带到柏林，并在他的指导下编辑出版。《工人思想报》第3期的发行1500份，第4期增加到3000份。由于向俄罗斯的运输出现困难，报纸发行未能进一步扩大。
由列宁创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当时列宁已经离开该组织），从第5期开始参与《工人思想报》的素材搜集和编辑工作。1898年12月，彼得堡帕尔和马克斯韦尔两座工厂举行罢工，工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个工人记录了整个冲突的过程并将题为《为真理而战》的文章手稿寄到了《工人思想报》编辑部。斗争协会打算在最新一期（第5期）上刊登一篇社论，社论提纲寄去后，科克建议工人们“多一些冷静和克制”，为此感到不满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阻止了这一期《工人思想报》的发行。
从第11期开始，《工人思想报》的出版工作被全面移交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报头“彼得堡工人的报纸”字样被拿掉。该报第11期社论《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试图展现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办报宗旨。但该报对政治斗争的狭隘理解使其仍然无法摆脱经济主义的倾向。该报持“合法的反对派立场”，认为工人阶级改善自身境况的主要斗争手段应是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组织工人斗争协会和互助协会、工人自修小组、工人图书馆等。而列宁认为，“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等著作中批评《工人思想报》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忽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列宁认为该报“不了解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只想“暂时”“仅仅”争取“眼前的利益”，对工人运动的理解是极其狭隘的。列宁批评该报“无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企图在俄国把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为地分割开来”，它不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部分，代表的仅仅是工人阶级中低水平的部分。
《工人思想报》的确曾是当时工人表达愿望和诉求的主要阵地，它帮助了许多独立工人组织的建立，并推动其代表进入了此前一直由知识分子把持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层。但1900年以后，列宁主持的《火星报》走上工人运动的前台，成为运动的有力领导者，《工人思想报》在工人当中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