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日的下午4点，Uber的原CEO Travis Kalanick（以下简称TK）突然被拉进一个微信群里。
一个由500名原Uber中国员工们组成的微信群。这个情景有点奇妙。Uber全球今年在遭遇了性骚扰等一系列丑闻和糟心事儿后，今年6月，应投资人要求，这位创始人辞去了Uber CEO的职务。
TK在这个群里的备注名，是“TK－优步 老大”。“老大”的突然的降临立刻就引发了剧烈的反应，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群里就刷出了近百条“Welcome Travis”。一直到了晚上，还有人不敢相信那就是TK本人。
狂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那几天群里讨论最多的是7月底要在各个城市举办的合并一周年纪念派对，几乎所有人都会参加。“Are we going to have a real reunion？I will come（我们真的要举办一次聚会吗？我要来）.”TK说。
Uber中国员工数量达到顶峰时也不到700人，可以说，大部分曾经或仍然在Uber中国工作的人都在群里了。这是Uber在中国的另一种存在，虽然从去年8月1日Uber中国被滴滴收购的那一天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先后离职，各奔东西了。
一些人去了国外，继续为Uber全球效力；小部分人选择留在滴滴，维系Uber在中国的品牌；有人选择出国读书，或者是回家继承了家族企业。“尤其是那些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经历了去年的那场合并之后，难免会对职场有些灰心。”林洋说。
大部分的人则辗转去了其它的公司，但他们将在Uber学到的打法和经验，带入了中国互联网进程的下一站。这些人正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在有至少5位前Uber中国高管在独角兽公司担任副总裁以上的职位。
Uber中国被出售给滴滴后，这些曾经的Uber中国员工的故事，是Uber在中国生命的某种延续。
抢人大战
就在昨天，空中客车发布了一条人事任命，宣布在中国设立的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已经确定人选，正是Uber中国前南大区总经理罗岗。去年被合并后，罗岗留在了滴滴，就职于后市场部门。这也意味着，又一名Uber中国前员工成为重要公司的高管。
Uber离开中国，留下一群Uber的中国员工，反倒像是给中国企业的一场馈赠。
在刚合并的那一周里，几乎每一个Uber中国员工都会突然收到比平时多了几倍的新职位邀请。从Uber中国跳槽到其他公司时，级别和待遇上一下子升个两三级，也并不是个别现象。
这一方面是因为Uber扁平化、高强度工作的光环，同时，Uber对人才的选拔也极为挑剔。员工们很多来自咨询公司、投行甚至跨国企业，大多数人加入前都要经过至少五六轮的面试。
有段时间林洋根本不敢登陆自己的LinkedIn账号，“突然就多了太多的新机会，有时候看不完，也就不再看了”。刚刚经历了一场合并阵痛后，总有人希望能够在迷茫中逐渐清醒，多给自己留些思考下一步走向的时间。
而在共享单车行业，离职员工们更是成为争夺最集中的区域。
还没正式离职，胡宇沸，这位前Uber中国的东莞、佛山、惠州三城主管及华南市场推广主管就收到了各大公司HR砸来的16份offers。HR们告诉他，各大雇主，特别是出行行业的初创公司求贤若渴，相当青睐Uber中国的老兵们。
短暂的考虑抉择之后，胡宇沸在十月决定加入小蓝单车，空降到副总裁的位置。
ofo和摩拜也吸收了大量离职员工，36氪了解到，目前在ofo的Uber中国前员工有近40人，摩拜那边还要更多一点。去做共享单车的前员工们至少有百人以上。其中大部分人的履新都发生在去年年底。
共享单车和Uber一样同属于出行领域，Uber的口号“为城市喝彩”，意味着改变一个城市的出行方式，这曾激励着很多员工加入。而且，共享单车那时在国内正快速崛起，风口的属性已初现端倪。
还有主观原因，例如投奔前领导，抑或是相熟的同事。ofo现任COO张严琪从Uber北西区离职时，就带去了一些追随者。
摩拜的CEO王晓峰、曾经的Uber上海城市经理是另一杆旗帜。摩拜重视技术和产品，从Uber总部挖来了产品经理杨毓杰、研发负责人邹嘉等人。而在刘峰看来，ofo的运营团队中包含了很多像张严琪那样，曾经的“Uber Launcher（城市开拓者）”，更擅长于从0到1地攻城掠地，以及通过线下活动展开快速的城市营销。
“我有时候不免怀疑，单车大战打得这么如火如荼，是不是Uber和滴滴合并案件的衍生，因为很多人才被释放出来了。”林洋说。
Uber way
今年1月的极客公园创新大会，摩拜创始人胡玮炜做演讲时，现场的PPT上出现了一个摩拜单车随着时间增长的一个动图视频——林洋立刻发现，这些动图和uber记录城市用户量增长模型相差无几。
Uber的后台（Uber Tools）既是办公软件，又是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运作起来就像一个有层次感的魔方。每个Uber员工可以用自己的工作账号登陆，查看关于城市运营的各种数据，包括用户增长量。
“那是一个比较先进的系统，相信摩拜的王晓峰也会有所借鉴。”林洋推测。从Uber离职的摩拜员工刘峰也觉得，“目前摩拜正在发展的某些方向，里面肯定会有Uber的思维作驱动”。
很多Uberway（Uber的打法）得到了新的运用。例如怎么把运营的效率提高，两方人马都会用到之前在Uber学来的方法。
为了知道那些每天负责搬运车辆的师傅们有没有好好干活，一名共享单车员工说，他们会要求每个师傅的手机上必须安装一个软件，来跟踪他们的运动轨迹，并及时反馈给他们的主管。每隔一段时间，还会要求这些师傅们用手机签到，或者拍个照片，显示自己在哪里。而之前Uber中国也用过类似的方法。
数据算法也被两方所借鉴，无论是ofo还是摩拜，分管数据的员工中都有Uber中国的前员工。原来Uber中国有一个司机端，而现在的ofo有一个师傅端的软件，通过算法，搬运自行车的师傅们能在上面看到哪里有坏掉的车子，车牌号、故障是啥，展现的是一个地图热点模式。
除了胡玮炜在演讲时的那张截图外，很多人发现，摩拜的设计风格上也时不时出现Uber的影子。尤其是他们开新城时，宣传海报上出现的当地建筑和文化符号。可能其他公司也都这么做，但是那种设计语言经常让林洋恍惚间想到Uber中国。你可以将其中的种种相似理解为简单线条勾勒的、色彩明快、棱角分明的清新风格。
至于各种创意活动，无论是ofo还是摩拜的员工，都承认自己的线下营销会借鉴Uber中国的打法。“和麦当劳、肯德基合作做主题餐厅、送冰淇淋、和电影院合作，这些都是Uber中国此前经常用的营销手段。”刘峰说。
一个老汽车记者发现，今年优信的logo从xin.com变成了Uxin，“总体感觉更洋气了”。今年6月，优信和瓜子二手车同一天召开发布会，“两家的调性也不同”，优信选择的地址是一个展览馆，发布会更像是一个时尚party，而瓜子比较传统，选了一家酒店让创始人杨浩涌上台用ppt做演讲。
这跟原uber北京市场经理王鑫在去年年底加入优信二手车，出任CMO有关。此后陆续又有七八个前同事离职，加入她的新团队。
“这些都是Uber中国前员工们进去之后带来的改变，”优信公关总经理、前Uber中国公关总监王以超说。另一个例子是，优信在今年6月做了电影《变形金刚》的广告植入，宣传阶段同时跟进的还有和淘票票的合作，以及线下影院的各种营销活动。
这也包括了用资源互换的方式来做营销，而不是真金白银地砸钱。Uber此前很多经典的线下活动案例，都是没有花钱的，例如和特斯拉的合作，和明星的合作。
就连惊险的过程都经常如出一辙。“共享单车还是重运营的一个领域，短时间之内搞一个大型的线下活动也是常有的，Uber中国团队之前遇到过的曲折，我们现在也会经常遇到，”刘峰说。
Uber中国团队通常要求一两周之内一个线下活动从策划到落地，时间紧迫，加上中间不时出现的意外和曲折，经常到了活动正式举办的头一天晚上，很多重要的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完成。一个曾被媒体多次报道过的例子是，在成都的一次儿童座驾的推广活动上，合作伙伴发过来的彩色车贴不够完美，时间紧迫，Uber成都市场经理带着实习生去厂房陪着师傅重做车贴。中间厂房停电，实习生就用自己的车灯照明，直至凌晨4点。“那时候在Uber的经验和工作方法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现在，似乎每个Uber前员工都可以讲出一个如何完成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故事。他们大多把这归根为Uber的价值观。
一共有14条，都是英文单词或短语，且没有统一而准确的翻译版本。价值观中的“Always be hustling”是一种，指在篮球场上那类愿意飞身扑向地板救球的球员；“Superpumped”也是一种属性，你可以想象成一个不会停下来的马达，或者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而“champion’s mindset”则指在战争中永不停歇的求胜意识。
这些价值观也影响了他们去的新企业。胡宇沸就曾说过，在Uber的14条核心价值观中，小蓝单车非常重视的就有7条。
另一种职场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励志的，那些离开的人，正在经历另一种新的职场关系。
优信二手车CMO、原Uber北京市场经理王鑫接到的新职位邀请中不乏有已经上市的大公司。她试着去聊了几家，结果对于其中的大部分都意兴阑珊。很多公司在面试时对王鑫的期望是，他们想成为Uber那样的公司，希望她能去帮助他们。
在王鑫看来，Uber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套用的公式。“他们觉得招些Uber的人可以添光加彩，想直接往Uber的概念上靠，想让自己的公司也有光环，这让我觉得很反感。”此外，王鑫觉得，“如果你看到的都是uber带给我的光环，那么我根本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价值。”
在很多Uber中国离职员工看来，Uber不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在被滴滴收购之前，偶尔有朋友微信上转给王鑫一些文章，内容是某些公司宣称要做XX界的Uber，她通常一笑了之。
刚合并的那两天，很多Uber中国员工都在朋友圈里转发一篇名为《生而骄傲：Uber的那些年轻人》的文章，不过有些人正在试图摆脱这种关乎“骄傲”的渲染。
“生而骄傲，是因为之前你的身边围绕了很多很优秀的人，你们一起在做一些很牛逼的事，在Uber，骄傲从不会只属于一个人。”林洋说。
如果有人来面试时，不断提及自己在Uber中国的工作经历，李园在心里就会默默地给这个人减分。作为Uber中国的前员工，他在去年十月加入摩拜。“老拿Uber说事，那么我招你过来，有多少是你的原因，有多少是Uber的原因？我关心的是，你对你想来的这个岗位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Uber中国被滴滴收购后，有几位员工出了以Uber为标题的畅销书，也有早在合并前一年就离职的员工，因为曾经在Uber中国工作的经历，将自己塑造成共享经济专家的形象。对此，有的人不置可否，有的人将此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而过。
更何况，“光环”带来的也并不都是蜜糖。三四个人就能运营一整座城市的业务，这是Uber中国员工被贴加的身份标识，通常意味着能干和进取。但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这也可能成为威胁和压力。
一些Uber中国前员工在履新时，就曾遭遇阻力。因为他们的加入，导致公司原本的某些人要被调岗，所以后者就给上级发邮件，称这些离职员工是“Uber帮”，会破坏公司内部原本的生态。虽然后来事情通过内部协调方式得以解决，但也经历了漫长而激烈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一些原本稀松平常的习惯也被改变了。林洋说，在新公司，她迅速学会了使用钉钉作为同事间交流的办公软件，之前在Uber中国团队，他们使用的是全英文系统的Telegram。同时她也尽可能地避免在说话时蹦出英文单词，毕竟新同事们的英语水平并不统一。
一个公认的理想状态是，你知道我来自Uber中国，但我们平时并不过多探讨过去。遇到问题时你来问我如果在Uber这件事会怎么解决，我会认真解答，作为参考。
留在滴滴，留到最后
从去年年底开始，Uber在国内各地的办公室开始陆续退租。因为每一个入职的员工都曾和公司签了保密协议，也为了防止那些被封号的司机们找上门来，很长一段时间，Uber办公室大多隐匿在城市的某个写字楼里，不见明显踪迹。
每一场退租都是一次伤感告别。那些曾经在办公区域里忙碌的照片、员工们的合影，以及记录有关这家公司的故事的文字在朋友圈里病毒一样被迅速转发。
“我们之前多忙啊，办公室里熙熙攘攘的，你在公司里抓住一个同事要聊个事情，他通常会说太忙了，稍等我过去找你。但是这个‘稍等’可能就是好几天之后了。”一个Uber离职员工说，“而如今，人去楼空，大家都不见了。”
直到滴滴派人来“和平接管”的时候，Uber北京在望京的办公室里依旧还留存着对抗的影子。此前Uber中国向工商部门举报滴滴不正当竞争的材料，混着几张“拼到最后”的硬纸板标语散落一地。
最终，合并后留在滴滴的人成立了一个Uber中国事业部，由之前Uber中区的总经理汪莹负责，至今还有100多人。
他们大多是合并之后从各个城市赶往北京的，成立了一个带有总部职能的新团队。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些人和滴滴的工程师一起合作，开发了新的Uber中国版app，又做了一个区别于滴滴快车的新产品“优享”。
今年1月，Uber中国团队宣布已经扩展到400城，这也是合并后时隔近半年里留守员工的首次发声。不过，合并前，Uber进入的城市不到100个，鉴于Uber和滴滴已经共享了司机端，这个成绩更像是滴滴管理和兼并下的结果。
而作为Uber创意名片的各种城市线下活动也几乎都消失了。去年11月，Uber杭州团队和地铁公司合力打造的、象征着绿色出行的“森林地铁”，那是一个奇妙的场景，整个地铁车厢都被装扮成了森林的样子，地上也铺满了草皮。那是Uber中国团队在中国的最后一次线下营销活动，有Uber人说，这是Uber在滴滴内最后的挣扎。
“那次活动还是非常典型的Uberness（Uber范儿），”上述Uber前员工说。在Uber，“Uberness”是个高频出现的词。这个衍生于美国母公司名称的词，没有标准版本的翻译，更像是一个接头暗号。“这是一种感觉，”这名Uber前员工说，“如果你有‘Uberness’，那我们就觉得你是同一类人。”
两家公司去年刚合并一个多月时，Uber团队的公关部曾安排了几个Uber员工接受采访，“聊一下合并之后Uber人的变化和现状”。几个年轻员工当时对36氪说，他们已经和滴滴员工合并办公，正在接受滴滴的管理和文化渗透，“虽然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但滴滴也是一家令人尊敬的公司”。
之后没过几天，柳甄离职，这些采访的内容被媒体用作报道柳甄出走的配文。
此后，很少有人再去关心这些留下来的员工了。过去几年太多的大公司并购案发生，任何一起都很难再长时间地刺激人们的神经。
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Uber这个产品在中国依旧是存在的。一名前员工透露，去年的Uber中国新版本上线，因为迁移的过程中对外信息不通畅，导致了一批用户流失。
“也许你会说，现在用Uber叫车和用滴滴有什么区别？但确实还有那么一些人，在为了让这个品牌不那么快消失而默默坚持着。”林洋说，她顿了顿，“也许商业世界的残酷性本应如此，但任何人的努力都不应被否定”。
在张然看来，刚合并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很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总要有人接下这杆旗帜，带着这个产品继续往前走。只要还有中国用户愿意用Uber叫车，就得有人去服务他们。”
今年4月，Uber中国团队拍了一支一分钟的广告片，宣传产品的极简功能。林洋转发了这条片子，配文是广告中的一句话，“Uber，一直都在”。
新Uber式关系
Uber前员工的饭局上，经常出现超过三家不同公司的员工——除了共享单车和滴滴外，神州、易到、首汽和各大汽车主机厂也接纳了众多的Uber中国离职员工——那时，大家会在朋友圈里合影上打趣说，这是“大交通领域再聚集”，或者“出行行业群星闪耀”。
Uber的前员工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关系：旧同事的情谊和竞争并存。
ofo的张然发现被前同事屏蔽了朋友圈是发生在去年年底，那个前同事当时在摩拜。
起初他有点尴尬，就像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突然被其中一方挑破。在uber中国的时候张然经常会在朋友圈里发和工作相关的内容，但是去了ofo之后，他开始控制节奏，他的顾虑之一是：要考虑前同事们的感受。
今时不同往日，这是前员工们在采访时提到最多的一句话。过往一起攻城伐地、对抗滴滴的同僚情谊依旧还在，但是一些新出现的默认规则也同样绕不开。
留在同一个城市的前员工们保持着两三周一次的聚餐，但如果大型聚餐的时候有摩拜的前同事在，张然就会纠结要不要去。“一起开心地吃饭聊天的时候，两家单车公司“免费骑行”的营销短信哗哗哗地进来了，饭局上手机铃声响起一片，这个场景也不会很美妙吧。”
即使是私下一对一地约饭，也会尽量避免谈到和公司业务有关的内容。这不全是因为保密协议，也关乎职业素养要求。
除了前同事们的八卦外，大家最爱聊的是新奇的商业趋势。张然最近和去了摩拜的前同事一起吃饭，两人聊到了共享充电宝创业，“结果发现彼此都不太看得懂这个模式”。
不过，所有的情绪都在那个合并之后被建起来的微信群里得到了平衡。时不时有人在里面通报自己的最新进展，例如换了工作，或者是加入创业大潮；跳槽去了其他公司的人偶尔在里面发一些新公司的营销文案，或者类似于“免费骑摩拜”的红包，得到的回应也大多是“支持”和“赞”。
前员工们也成了相互之间的资源。一个Uber原西安的员工离职后在当地开了一家书店，去了摩拜的前同事们找到她合作，在那家书店里举办了摩拜进入西安市场的媒体分享会。
至于被滴滴收购这件事本身，则已经很少再被议论，更多的人更愿意跳出情感的范畴，从商业的角度去解剖去年8月1日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
在加入Uber中国之前，王鑫曾在国外帮一些大公司做过并购，“一方的HR突然在上午告诉员工，我们被其它公司合并了，下午会开始清算你们的薪酬”，她不住感慨，“这种事太常见了，也许商业的结果本就是冷冰冰的”。
就像原通用电气集团CEO杰克·韦尔奇在《商业的本质》里所阐述的，企业其实和人一样，总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当一家公司做到一定阶段之后，总要去兼并别人，或者被别人兼并。
有时候王鑫会告诫曾经的手下、那些还留在滴滴的“小朋友”，Uber这么扁平化的管理机制，甚至“任性”地给员工赋予那么大的权利，也许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职场环境，“过往那些开心的事情要记得，但不意味着你不能去反思。”
更多人在向前看。在某一次活动上，张然遇见了那个对他屏蔽了朋友圈的前同事。两人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坐在一起，感慨做共享单车这件事是多么不容易。
至于这两个共享单车巨头，会不会成为另一个Uber中国和滴滴，似乎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如果真的有合并那一天，没准我们就又都出来了，没准就凑在一起创业了，或者没准哪天我做基金他做公司，我就投资他了。”李园说。
至少在7月29日，临近合并一周年的这一天中午，所有人又聚在了一起。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新加坡、旧金山……这些城市的Uber中国前员工们翻出了印有Uber logo的黑色T恤，那件他们还在Uber中国工作时最常穿的工作服，聚在一起拍了大合影，每个人看起来都笑容满面。
TK也在中午出现了，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到场，是用视频接入，在多个城市同步直播，不过他在群里连续发了5个不知道从哪里下载的中国风动画表情，表示庆祝。
也是这一天，原Uber中国战略负责人柳甄说， “I feel I am still working along aside with many of you，one way or the other，whether is Toutiao, Mobike, OFO, Weilai, Meituan, Didi.（我觉得我仍然和你们中的许多人在一起工作，不管你们是在今日头条、摩拜、ofo、蔚来汽车、美团还是滴滴）.”
（受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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