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进化生态升级 马化腾解读互联网时代蓝
李一君
摘要 微电影对边缘阶层话语权的拓展，使亚文化的表达成为网络微电影中的重要征象。而微电影亚文化在获得表征的同时，被特权阶层以政策、商业、知识和意识形态手段收编和掩盖。在更宏观的视野下，互联网媒体呈现的真实并不是文化的真实或者社会的真实，而是意识形态的真实。在权力的监控和干预下，看似兴盛的亚文化表征总体上并不能触及强权结构的中心或推动文化民主化进程，而呈现为一种逐渐丧失意义的浮华。
关键词 微电影；亚文化；文化权力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在微电影诞生前的百余年里，中国电影总体笼罩在专业气质、仪式体验与主流话语的光辉之下。2010年以来，以微制作、微平台、微时长为主要特征的微电影带给中国电影一种走下神坛的可能。它引出了大众化的电影创作方式和播出渠道，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与传统电影相异的文化征象和意识形态运作机制。
在自媒体平台上，微电影对边缘阶层影像话语权的拓展，使亚文化表达成为网络微电影中的重要征象；同时，微电影中的亚文化又在日益严格的政策监管、商业捆绑和媒介限制下，与主流文化建立起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微电影成为极赋意义的文化研究文本和互联网亚文化形态的缩影。
一、微电影作为亚文化表征的舞台
在历史上，公共视域内的亚文化处于霸权话语粗浅而扭曲的描绘之下。而在文化研究的领域内，摇滚乐、破洞牛仔裤、纹身、同性恋等等越轨的文化符号，都保有严肃的批判性初衷。微电影不仅呈现出种种亚文化现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亚文化语境中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使亚文化在公共领域内具有了一种自主言说的可能。
首先，微电影中的亚文化表征通过解构权威而展开。亚文化将主流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拆分错位，进而体现文本解读的自由和冲突。比如在微电影《隐形侠》中象征政权的红色五角星被做成外星人的眼镜框；又如“007”系列微电影中，“新闻联播”节目被用于治疗精神病、国家机密地图被一张卡通画代替、国际歌伴随着架子鼓的鼓点、贩卖假酒的小贩改编了杰克逊经典歌曲并奉上声势浩大的演出、“世界杯”是用纸片剪出来的……在拆分一系列主流文化符号的背后，渗透着文化主体对造假泛滥、独裁政治、贫富差距悬殊等等社会问题的激愤与对策，企图将受压制的观点公之于众。
其次，微电影中的亚文化表征通过与主流社会绝然孤立的风格来呈现。在文本中，风格的意义从审美延伸至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色，是文化主体在“生活制度框架中发生的变化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以微电影中的小清新风格为例。不同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朋克、嬉皮士等等传统亚文化萎靡或尖厉的风格，小清新亚文化追求淡泊空灵的意境和沉静自然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消费时代浮华嘈杂的环境和疲惫无助的个体生存状态的抵抗。这一类型的微电影往往简化情节而倚重形式，使风格本身成为话语载体而实现亚文化表征。
此外，微电影还通过对意义的重构来实现亚文化表征。诸如同性恋、逃离学校、抵抗父权等越轨行为在亚文化的意识形态维度下获得重释。这表现为亚文化主体从主流语境中消极的人群转化为具有优良品格的人群；亚文化叙事获得了正面化语境；而亚文化场面的影像风格也从昏暗压抑转化为真挚纯净。在这种表征方式下，亚文化暂时挣脱了低劣、肮脏、扭曲等等在传统媒体平台上的刻板印象。
二、微电影作为亚文化收编的场域
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以发行相关许可证、建立媒体与作者的连带责任等手段，严格限制个体微电影的制作发行。然而，这种显性的政策手段仅仅是文化管控体系的冰山一角。当代权力运作体系更倾向于以隐性手段将意识形态植根于受众的潜意识，从而与时俱进地打造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从当代微电影的文化形态中可以窥视到：亚文化表征越来越多地伴随着主流阶层文化权力的运作。原本用于表现边缘精神的亚文化被去政治化，转而以浓重的娱乐性招揽受众，又以其在场的假象伪证微电影文化的多元性和话语立场的公正性。亚文化话语意义出现的转向，使其成为推进自身意义的消解，淡化强权痕迹，乃至反证主导意识形态真理性的一种手段。
（一）从文化到商品：来自商业资本的亚文化收编
截至2014年6月，网民数量已超过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中国已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络大国。而“短、平、快”的媒介性和消费时代的文化底色，成就了网络影像与商业联姻的必然趋势，也使商业成为微电影亚文化收编的首要力量。
在微电影短暂的发展史中，绝大多数获得瞩目并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作品都是由主流阶层创作、按传统商业电影模式生产而成的。这使得“微电影”成为传统电影的凝缩版，而意识形态内核则难以改变。如在微电影尚未流行的2010年，由优酷出品、专业团队制作的“11度青春系列”在上映半年内的总点击量就超过1200万次。其中，《老男孩》更成为微电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而可爱多公司出品、众影星参演的微电影《这一刻，爱吧2013》以4亿点击量成为该年度微电影中的翘楚。与之相对，个体微电影虽走上了网络平台，却难以在专业作品的包围中获得关注。在拔高受众对微电影制作期待和审美惯性的同时，商业市场将草根作者推向边缘，微电影亚文化也随之难以走向受众群体的中心。
此外，商业订制微电影成为如火如荼的新趋势，本应作为文化公器的微电影开始跨入由商业主导的文化工业时代。而“文化工业的大众传播形式使其传输给大众的信息具有两重性，表层信息往往是自由、平等、幸福、反抗不公和极权主义等等，深层隐藏的信息却传播给大众适应与接受现实秩序的必然性。”在当下，如益达、百岁山、七喜、可口可乐、可爱多冰淇淋、飘柔洗发水等等商家推出了微电影广告，消费品随之成为众多微电影主题所系。此外，以芭乐网为代表的专业致力于将草根作者带入商业平台，促进了微电影产业链的形成。在此链条上，规模庞大的微电影不再是自由的精神创造，而是被量身订制、商业先行、标准化生产的文化制成品。其文化内核也无不流露着在工业理性指导下，对相应的社会消费主体，也就是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进而巩固着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权力分配。
商业操控下的微电影打造出与市场相契合，与主流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以占据市场，而微电影中的亚文化则被引入一种消费符号、信奉主流的圈套之中，在那里，亚文化获得了生存的许可，但失去了立足的空间。
（二）从越轨到秩序：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亚文化收编
2013年5月，由中央新影集团主办的央视微电影频道正式成立；2014年11月，被誉为“微电影国家队”的中信国安传媒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权力正在以更强势的姿态进驻微电影文化领域。在此，文化收编方式是一种区别于商业收编的、以“界定”为中心任务的收编，即意识形态收编。其过程就是主流文化将他者文化界定成应当被回避文化，并将受众培养成“无法想象他者”的人。当下，微电影中的意识形态的收编主要遵循两种模式：一种是强调世俗性，将亚文化界定为琐碎、无聊、缺乏意义的行为；一种是夸大危险性，将亚文化界定为丑恶的、引发恐惧和犯罪的行为。前者通过亚文化向统治秩序归顺的命运，架空其反叛的意义；后者将亚文化同邪恶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引发恐慌的符号奇观。
以微电影代表作《老男孩》为例。在电影上半部分，恶搞、吸烟、离校、斗殴、荷尔蒙等等符号构成蓬勃的亚文化图景。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曾经粘满彩色贴纸、风格放诞的红色木吉他变成光漆的电吉他，两个曾经肩负反抗品质的主角站上主流社会的舞台，心满意足地获得主流秩序中的一席之地，而挥舞权柄的人们则依然傲立。亚文化的反抗史被诠释为导致中年生活窘境的、青春期非理性行为。但社会竞争中的潜规则、权贵横行、霸道绑架权利等等社会问题则被置于自然而流畅的、流露着默许态度的表现之中。从这一角度上说，《老男孩》讲述的其实是叛逆少年为主流社会秩序所折服并老去的过程，也是边缘文化被主流文化框定、抹杀和收编的过程。其中，亚文化表征的意义除了作为吸引消费的工具，还有作为主流文化的参照物，以其被强行界定出的“低劣”品行和向主流回归的命运，反证主流文化的正义性和优越性。
（三）从精神到知识：来自学术话语的亚文化收编
在微电影文化的运作历程中，学术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同构关系尤为明显。在此，知识成为文化收编的一种势力，巩固着特权者们的全知式角色，通过制造真理而实现对亚文化的边缘化。
2013年，全国举办的微电影赛事已超过130项，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超过560篇。2014年11月，文汇报主办的“微电影与核心价值观传播论坛”召开，会议上，学者们发表了微电影传播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一脉相承的言论；同年，“2014中国·天津国际微电影节颁奖典礼”举行，“深入”“道德”“亲情”“真善美”等是获奖作品评语中的关键词。2015年1月13日，首届全国微电影创作研讨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第一届全国微电影春节文艺晚会启动新闻发布会、《中国微电影年鉴》《亚洲微电影年鉴》出版签约仪式在北京启动……在一系列活动中，微电影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被学术化地定义、整合和评定。
微电影兴起于自媒体平台，其本质应是多元文化的集合。频繁介入的主流话语与学术之间构成合谋。一方面，权力生产出微电影知识体系；另一方面，知识以崇高的姿态形成对个体的规训，成为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这一系统诚如福柯所描述的那样：“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地预设和构建权力关系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
而现实中，长久拘于社会秩序中的普通受众更难以从令人肃然起敬的仪式化、学术化的氛围中透析话语、知识本身的权力本质。于是，在严肃的评析、细致的分解以其令人敬畏的学术气氛中，微电影这一本可作为个体精神产物的艺术，被由权力生产出的学术牢牢捆绑。
三、权力轨迹·媒介生命：互联网与文化民主问题
尽管互联网媒体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民主重要助力，而微电影也一度被认为是彰显普遍意识的进步艺术，而实际上，文化民主不由任何一种媒介的创生和繁荣而促成。民主需要在文化格局中，从文化关系间探寻。文化秩序源于权力的构架，而权力在文化民主的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公共新媒体平台上，一方面，亚文化获得了公开表达的机会；而另一方面，获得表达的亚文化重新投人主流文化的收编之中，其被表达的历史也成为伪装主流文化开放性和真理性的工具。在压抑的文化权力运作之下，亚文化只能是被阉割和奴役的、服务于主流文化的工具。
那么，如果从微电影处环视整个互联网时代，网络对亚文化乃至当代文化格局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互联网本身是有生命的媒体。它的意义绝不止步于传播文化：它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甚至其本身也从事着生产亚文化，并能动地将其主流化的工作。
首先，互联网传播多元文化。网络提供包括部分视频网站在内的众多自媒体平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文化传播的载体，推动着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群体的构建。
其次，互联网是当代重要的文化战场。网络文化的复杂性是以往媒介所不能比拟的：它一方面处在主导意识形态的管控之下，另一方面是商业资本的运动场，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多元文化表征和创生的平台。这使其成为当代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媒介。对亚文化来说，其政治生命伴随着与主流文化的抵抗和斗争而形成，斗争的目的是夺取或维护大众文化这一场域。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亚文化需要“在光中隐藏”。走向大众视野，是亚文化展开抵抗的第一步。网络成为亚文化走向文化斗争的重要通道，并为此提供了文化斗争的场域，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现实与文化民主之间的距离被缩短。
同时，互联网媒体促进亚文化的创生。网络媒体实现了亚文化生产与传播工具的一体化，使得当代成为公共视野内亚文化表征空前繁荣的时代。在此，传播本身可以造就文化，文化的意义可以从网络传播中生成。其中最鲜明的例子就是网络流行语意义的生成。比如2009年的网络流行语“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和围绕其展开的“虚拟贾君鹏家庭”“召开家庭会议”等一系列亚文化实践。这一并平凡的日常语句依托于网络传播和亚文化族群中的互动，成为具有哄抬和戏谑意味的文化符号。
最后，互联网也作为文化斗争的隐性参与者。“媒介即讯息”，这一半世纪前令人振聋发聩的观点被互联网亚文化的命运精准印证。任何意识形态和媒介的场域绝不是中立的。在文化领域中，媒体的身份并不止步于工具或者旁观者，媒介属性使其参与到文化博弈之中，成为隐性的文化收编的参与者。具体说来，“短、平、快”的媒介性质给网络亚文化打上了网络媒体特有的娱乐化、碎片化和转瞬即逝的烙印。这使得亚文化符号长期处于快速新陈代谢的状态、娱乐化的解读方式之下，而文化的内涵与意图则流逝、被遮蔽，或者囿于特定集群而无法形成气象。于是，网络亚文化的批判意识便逐渐让位于文化形式带来的新奇而夸张的体验，而亚文化本身则渐渐沦为一块写着“不走寻常路”的招牌。在此，引起人们兴趣的并非“不寻常”的是什么，而是“不寻常”的立场和花哨的形式带来的兴奋感，这使亚文化比以前更难于发出、甚至形成话语。如2012年的涂鸦文化事件：新浪微博网友上传了被涂鸦的杜甫画像。紧接着，杜甫的涂鸦画像蔓延开来，作品情境迥异、数量繁多，网友戏称“杜甫很忙”。与此同时，众多人物画像遭遇全民涂鸦，网络平台上涌现出众多开飞车、穿泳衣、吸卷烟、拥美女、戴墨镜、持步枪等的非主流人物。在其后的几个月里，大众哗然，乐此不疲。而最初作为学生仪式性抵抗教育制度的亚文化作品经网络传播和网友参与，成为一种引发兴奋和刺激的消费品。在网民疯狂地消费后，亚文化实践甚至未经收编，就轻易伴随着大众的娱乐目标的转移而消逝。
微电影与网络恶搞视频有相似之处，而复杂的文化身份和蓬勃的发展前景使其必将走上同恶搞视频不同的文化道路。微电影亚文化在获得表征的同时，也被权力以政策、商业、意识形态和知识等手段收编。在更宏观的媒介视野下，网络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互联网传播文化、创生文化的同时，也作为文化博弈的场地和文化收编的工具，使亚文化的发展被用于反证主导意识形态不可动摇的逻辑。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互联网媒体呈现的真实并不是文化的真实或者社会的真实，而是意识形态的真实。因而不应以某种新媒体或者文化现象一时的兴盛作为判别亚文化繁荣程度，乃至衡量社会文化民主程度的标尺。在权力的监控和干预下，看似兴盛的亚文化表征总体上并不能触及强权结构的中心或推动文化民主化进程，而呈现为一种逐渐丧失意义的浮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