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流行语看网民舆论生态

网络传播 / 2018年08月21日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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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网络流行语看网民心态

廖灿亮

网络流行语的定义较为模糊,一般指一定时期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环境的催化下,由特定事件或话题引出,与公众心理思潮和社会活动倾向相契合,从而在互联网推动下盛行的词汇、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群模式。它反映出特定时期的社会变迁、社会心态以及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的情绪。

2016年,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都是套路、撩妹/汉、洪荒之力、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蓝瘦香菇、老司机、厉害了我的哥、感觉身体被掏空、一亿小目标、北京瘫等成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的舆情热度最高的十个网络流行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网络热词并不是2016年的新词,而是在2015年或更早之前就已经出现。只是在2016年舆情热度较高,也成为网络流行语,比如吃瓜群众、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你开心就好等。

趋势明显:流行语去时政化、原生态化、泛娱乐化

首先,从2016年网络流行语的词源来看,伴随社会热点事件而产生的网络流行语占总数的12%,比2015年小幅下降。网络流行语去政治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来源越来越趋向网络“原生态”。

时政、社会类新闻曾经一度是网络流行语的重要源发领域。一方面,网络热点新闻事件特别是负面事件一直是网络流行语的重要来源。若涉事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舆情应对不当,极易产生负面影响,带来舆论压力和舆情危机。如2008年的“俯卧撑”一词源于贵州省公安厅发言人王兴正关于李树芬之死的介绍;2011年的“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源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突发公共事件未产生网络流行语,显示网络舆论引导效果显著。

与之相比,2016年源于社会热点事件的网络流行语比例继续减少,且内涵偏向正面,显示相关部门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增强及网络舆论生态好转,网络空间日益清朗。

其次,承载网络语言平台出现新的趋势。源于网络直播、弹幕等新兴媒介的网络流行语比例约占总数的20%,高于微博、贴吧论坛等平台。如“666”(“溜”的谐音数字,称赞很好很厉害之意)、“方了”(“慌了”的谐音)、“还有一分怕你骄傲”(意为某某干得漂亮,为防止你傲娇,所以才扣1分)均源于网络直播平台的弹幕,并扩散到微博平台上。

网络直播、视频弹幕使用者多为“85后”“90后”年轻人,反映出网民结构的变化以及年轻网民独特的网络偏好。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及网民的更替,网络直播、弹幕、网络电台等网上信息传播新路径已然兴起,成为网络流行语和网络文化的主要策源地。可以预期,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网红流行语以及源于视频弹幕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些新媒介将逐渐成为网上舆论场的新变量。

再次,体育娱乐行业(来源于体育、演艺名人及电视剧、电影)成为网络流行语一大来源,约占总数的32%,网络流行语泛娱乐化趋势明显。如“洪荒之力”源自于电视剧《花千骨》。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际,游泳运动员傅园慧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引发舆论热议,“洪荒之力”也迅速成为网络热词。

体育娱乐不但成为网络流行语主要来源,在“名人效应”的影响下,加剧了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如“撩”在网络用語中带有调戏、撩拨的意思。网民在描述2016年韩国电视剧《太阳的后裔》男主角动作时使用该词,该词随之流行于网络。

最后,俚语化、方言化倾向开始显现。方言、俚语成为网络流行语的一大重要来源,约占总数的12%。如“你咋不上天”(表示“说大话、不靠谱”)就源于东北方言。“猴赛雷”是广东话“好厉害”的音译。2016春晚吉祥物“康康”形象公布之后,因其脸颊部分有两个球状凸起,被网友谐音称作“猴腮雷”,因此又引申出另一个调侃的含义。

传播与内涵:生命周期短暂、主流媒体“赋权”

2016年网络流行语生命周期短暂,淡出十分迅速,只有少数能维持讨论热度,被网民长时间使用。一般传播规律认为,网络流行语基于网络事件产生-突然爆发-病毒式传播-大众套用、化用-迅速淡出。比如“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2016年4月开始流行,4月13日微博引用2802次,达到峰值;而5月后,网民讨论热度则迅速下降。

在网络流行语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网络流行语被主流媒体报道和运用后,不但加速了传播,还变为深入日常生活并得到社会认可的大众词语。如2016年共有22篇来自《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提及“网络流行语”一词,反映出主流媒体对网络流行语的关注。此外,共有58篇文章提及“洪荒之力”、11篇提及“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6篇提及“A4腰”。

主流媒体对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本身就代表着其获得社会传播赋权以及主流价值观的认可。此外,一些网络流行语在主流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也被赋予新的涵义。如“北京瘫”(多指“表示自己很懒散、又累又乏,什么都不想干”),《人民日报》就曾以此为题发表《女排精神与“北京瘫”》一文,词义得到了引申,逐步演变成放松的、毫无拘束的体现。

研究发现,2016年网络流行语传播时大多数均属“偶发灵感”,网民因“代入感”参与传播。即无显著可考来源与幕后推手,但容易让受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传播欲,于是经由网民自发不断扩大传播层级,最终形成流行浪潮。比如“感觉身体被掏空”是网民对加班、工作压力等的吐槽和共鸣,瞬间触发网民传播。

内涵上倾向于对默认词义的重新解构。多数网络流行语在传播时,意义与内涵脱离了最初的语境,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增删,根据不同的语境,衍生出不同的含义。如引发广泛传播的“毒奶”(“奶”在这里指夸赞)、“都是套路”(套路在这里指阴谋或精心的策划)等,均偏离甚至完全消解了词汇本义,在舆论场形成全新的理解。

网民舆论生态:正能量和主旋律词语增多

网络流行语见证了社会变迁,反映了变迁过程中人们的社会心态。从2016年网络流行语看网民心态:

首先,表现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政治经济发展高度共鸣的网络流行语增多。如“撸起袖子”“天上不会掉馅饼”等;再如“不忘初心”,源于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共鸣。“不忘初心”的论述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在网上掀起“红色热潮”,网民热切期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其次,流行语涵义带有明显的正能量和主旋律,显示出网民的国家认同强化,如“女排精神”“帝吧出征”等。“中国一点都不能少”源于菲律宾南海仲裁非法无效案后,由@人民日报 主持的微博话题#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受到网民普遍转发。截至2016年8月1日,该话题网民阅读量64亿次,产生讨论837万条。“中国一点都不能少”也迅速成为网络热词,显示出网民在对待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高涨的爱国热情及维护祖国统一鲜明的态度。

再次,体现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追求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的网络流行语增多。比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表达出网民对美好生活和未来抱有的憧憬心态;“洪荒之力”表达自己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再如“A4腰”指的是比A4纸还要窄的腰,源于众多女艺人在网络上晒出“A4腰”的图后,健身塑型开始受到网民关注,在“朋友圈”、微博晒健身照片开始流行。

最后,仍以吐槽调侃的娱乐动机为主,语象浮于表面,少有加入批判讽刺的内涵,反映出社会心态逐渐趋向轻松愉悦。对社会事件深层次的抨击讽刺曾是网络流行语的主要涵义。有学者认为,网络流行语不仅描绘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力焦虑”,而且流露出网民对公权的质疑和讽刺,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的真相的期盼和渴求。如“范跑跑”讽刺极端个人主义,“我爸是李刚”“干爹”等反映出网民对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公平等问题的焦虑。而2016年网络流行语多为轻松幽默的“吐槽调侃”,如“吃枣药丸”(“迟早要完”谐音)、“厉害了我的哥”(多为调侃对方很厉害,然后礼貌性地称赞或者表扬一下),显示出网民轻松幽默的心态多了,讽刺怒火少了,心态趋于轻松、理性。

舆情观察:社会安全阀功能凸显大众文化崛起

从社会学、传播学角度来看,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背后都包含着正功能和负功能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观察:

一是网络流行语是社会舆情镜像,为社情民意表达提供了新的方式,社会安全阀功能凸显。“社会安全阀”指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维持社会稳定。比如“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流行后,网民纷纷将其改编成与自身职业相关版本的“翻船体”,借此对自身职业和压力吐槽,呼唤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宽容、信任的同时,本质上是职业改善的诉求。这为个体心理减压、情感宣泄找到了新的出口。此外,也可通过“翻船体”窥见这些群体的内心以及期望。二是具有“全民造义”的风向,凸显大众文化的崛起。后现代社会学家福柯、布尔迪厄等人认为,话语或者符号的生产总是与权力相联系,同时符号自身也生产着权力。而网络流行语的产生,正在打破这种关系,媒介赋权与普通网民创造了流行文化。一方面,网络去身份化、话语权平等的特征,充分调动了“草根阶层”创造的积极性。而微博等自媒体的盛行,特别是源于网络直播平台、弹幕等新兴传播媒介流行语的兴起,让全民生产内容,也加剧了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力度。大众文化借助互联网打破精英文化的垄断,开始迅速增长繁荣。另一方面,网络流行语为描述事物本体提供了另一种生动形象的出口,融解了不同年龄、职业、知识层次的网民之间现实存在的文化隔阂,逐渐成为网上沟通交流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三是网络流行语低俗化现象频现,网络空间亟待治理。媒介赋权的去中心化使得网民对传统词汇的解构、重构得以实现,但随之出现的是民间部分粗俗、貶损的恶言隐语在网络公共空间重构再生。部分网民对低俗语言日渐常态化、娱乐化的接受与运用更反映出其接受阈值道德感的弱化,公共语言的传播面临着伦理示范的困境。在整治网络低俗语言这一问题上,仍然需要形成多方参与、多元互动的治理模式,引导主流价值的回归,打造良性的网络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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