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月
随着全球上世纪60年代的那一波婴儿潮逐步迈入老年人的队伍，养老产业的价值正被逐步开发。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今年以来，有关“养老金顶层设计方案”的消息更是吸引着全社会的热烈关注。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专家团队都参与制订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而此前清华大学的方案因提出延迟领取养老金而遭遇很多人的不满。有媒体称，目前基本达成了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养老金并轨两项改革，但依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谁来养活中国的老年人？已执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单独二胎的放开政策能否使当下老龄化加剧的中国得到缓解？这些问题都需在新的人口环境和发展背景下被重新考量。
被忽视的“裸老族”
改革开放之初，数千万怀揣着翻身致富梦想的农民工涌进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如今他们已经老去，但城市并不愿意完全接纳他们。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中显示，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84.7%，每人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达到34.6%，每人月均养老金74元。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老一代农民工中超过50岁的，全国有3600万人。他们大多已退出市场但无处容身，过快的城市化进程让其中一部人失去了土地，劳累留下的一身伤病让他们没法从事体力劳动。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老年农民工生活相对闭塞，不了解当下新兴的互联网产物，获取信息渠道单一，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很差。受历史条件所限，他们工资收入很低，基本上没有任何福利保障。
一定意义上，城市老人比农村老人得到更多的养老金可以理解。毕竟，农民拥有土地，垂垂老矣之际，守着一亩三分田也能勉强度日；但对城市老人来说，生活于“什么都要花钱”的世界，若无退休金兜底，基本的生存都将难以维系。但是农村和城市养老资源的巨大差距，1527元与74元的落差，仍然很刺眼。或许可以说，在养老机制的搭建途中，政策制定者首先兼顾了城市群体的诉求，他们恰巧发声渠道更多、政策倡导力更强。看似不那么迫切的农村人的养老需要，则有意无意地被搁置起来。
长久以来，农村社会具备天然的自我养老、家庭式共济能力，这被政策制定者一再放大，甚至轻视农民对公共保障的需求。但农村那种自给自足、自我负责的基因，本就无比脆弱。尤其计划生育以后，农村老人难以依赖子女赡养度日，他们的暮年，多半只能实现低水平的生存。现实中，企事业员工、公职人员等城市人群，以领取退休金的方式，享受着“社会的回馈”；而在农村，养老金仅杯水车薪。农民一生的辛劳，未能得到制度层面、经济层面的认可与回赠。
从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到了退休养老的年纪，日益严峻的农民工养老问题如今不仅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更是一个体系性的课题，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综合性改革。比如，如何提高农民工的“五金”的落实，如何让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保障，如何提高农民工自身的能力，如何建立更为完善、标准更高的保障体系等等。更重要的是，如何给农民工更多的福利空间，全方位、多层次突破现有的养老困局。
“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不应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最近在一次记者会上的这句话在各大门户网站的论坛和贴吧被疯狂转载。每一座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里都涌现着大批农民工。因为他们，我们有了高级写字楼和住宅楼，我们有了便利的地铁，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有活力。当我们都在感慨社会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却忽略了他们这些“裸老族”，他们没有居住证，甚至没有购买任何社保。到了疾病缠身再也干不动活的时候，他们该到哪里去养老？
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
有专家认为，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后生育率将适度反弹，有利于应对老龄化趋势带来的问题，同时，可以有效增加劳动力供给。但是，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和增加短缺的劳动力是否实际呢？
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社会。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78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3.26%。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占全球老年人口的近24%，是全球惟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
“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年均增加860万左右。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而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
老龄化对养老、社会保障带来的压力，可能是目前人们最能直接感受到的老龄化效应。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来认识老龄化的影响，那是远远不
够的。
事实上，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核心性问题是，老龄化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与活力。一些具体的表现是：老龄化提高劳动力稀缺性，减少劳动力供给，降低国民储蓄，增加企业及家庭负担，加大政府财政与社会保障支出压力，降低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贸易比较优势，同时老龄化对房地产、资本流动乃至金融体系等都有系统性的重要影响。老龄化影响经济的机理是：老龄化深刻改变原有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些影响已经有了一定的验证，比如当今发达国家不断出现债务危机，虽然其导火索可能是银行系统、政府运作失误，但是都可归结为一个基础性的重要背景就是人口老龄化。
对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经济系统分析室主任李军认为，短期来讲，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不仅不现实，相反是加快了人口红利的减少，因为这将使人口抚养比在短期内快速提高，也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短期内将增加过快。从长期来看，多生孩子增加劳动力，有利于改变人口结构，但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延长人口红利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而是改善“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有助于缓解相关社会问题，增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健性。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升将主要靠技术进步。
人口红利主要指一个国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相对较大，非劳动年龄人口（未成年人与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状态。对此，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经济中“能干活的人”相对多，“吃闲饭的人”相对少。如果这种人口结构出现了变化，比如出现“能干活的人”减少，而“吃闲饭的人”增多的情况，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减少。专家分析指出，由于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而导致老年人数量相对增加，多生孩子也阻挡不了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状况的出现，多生孩子只能是在一定限度内缓解老龄化进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人口红利的局面将不会再现。
如此看来，中国人口面对的不仅仅只有老龄化难题，中国经济近30年来高速增长所倚重的廉价劳动力也将面临短缺危机。
无法直视的养老金隐性债务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都受到来自老龄化的养老金压力。一项对30多个国家的测算显示，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最小的相当于GDP的50%，最大的是300%。美国2012年5月测算的结果是，2021年将首次出现“收不抵支”，2033年基金储备枯竭。
随着中国“未富先老”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无论是临近退休的“60后”、正当壮年的“70后”，还是青春勃发的“80后”，都为自己退休后究竟能领到多少养老金而忧心忡忡。
近年来，关于养老金“空账”的问题备受业界关注。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近日表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养老金备付能力仅154%，只够支付一年半。郑秉文表示，截至2012年年底，美国社保基金是2.73万亿美元，当年养老金支出是7830亿美元，备付能力是347%；而中国的备付能力仅为154%（2.4万亿/1.5万亿），换言之，美国的基金规模足以支付3年半的养老金支出，而中国只够支付一年半。据此判断，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规模超过了20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现有的养老保险体制是养老金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期间不但不用缴纳养老保险费，而且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年年攀升，高达 80%，反观企业职工有时还因负担不起高额的养老保险费而弃保或逃费，最终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 40%多。这种制度导致不同的待遇下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有几十甚至上百倍的差异，而且每年给中国造成上万亿元的额外成本，但这一成本却由企业普通职工和全社会负担。收支不合理的养老制度逐渐加大了养老金缺口。
2013年1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称，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月人均达到81元。按照中共相关政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者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55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参保新农保，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00多元的养老金。据悉，新农保的养老金水平甚至不足低保水平的三分之一。但民众的养老金除过日子外，还要用于老年时的医疗开支。城乡居民的养老金水平过低的问题逐步凸显。
中国养老的问题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一是养老金发放实行等级制，除公务员之外，涵盖范围非常狭窄、福利种类与数量非常单薄，与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很不相称；全社会的福利制度还未真正建立，已有的部分就基本难以为继。
有关专家表示，就养老而言，中国至少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老龄人口基数过大。《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老龄人口呈现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加之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一起，养老问题异常
严峻。
其次，农村养老问题异常严峻。中国1.94亿老年人口中，有超过60%以上、高达1.2亿老年人口生活在农村。尽管农民工入养老保险的比例不大，但就是这部分已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因为遭遇制度的瓶颈，他们在打工地所建立的养老账号不能自由转移，这些养老钱带不回老家。对很多农民工来说，这种看起来很“完美”的养老金制度其实只是空头支票，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的推广。
第三，中国目前的养老金缺口十分庞大。这些缺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的，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各地政府债务如山，是否具有支付能力值得存疑。
最后一点，儿孙啃老，透支父母储蓄。由于80、90后生人不少人遭遇就业难或者低薪就业，婚龄时又逢房价飞涨，城市中产以上家庭不少遇上了子女啃老问题。
养老制度不健全，养老金缺口逐渐增大，公立养院一床难求，民间资本进入养老院出现经营困局，而日前备受关注的以房养老短期内也难实现，而中国老年人的数量正在飞速增长。面对这种让人窒息的局面，我们不得不寻思：如果有一天我们老无所依，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养老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利益。政府在考虑解决养老问题是应该多听听民间的意见，而不是单方面地推行一个政策，在解决养老问题时应该打破双轨制，让体制内外的人享受平等的待遇。
